在1940年之前，民国对于教科书采取的是编审制，也就是说学者可以自己编教科书，但是需要经过教育部的审核。
不过随着南京方面逐渐大权在握，教育部也开始涉足教科书的编纂工作。
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民国教育部虽然也编撰教科书，但是不会硬性要求学校使用教育部所编纂的教科书。
到了1936年的时候，民国教育部正式成立了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从那时起教育部开始正是推行部编的教科书。
1940年，教育部干脆制定法规，取消了教科书的编审制，改为部编制，规定全国中小学的教材全部由教育部统一编写。
当时民国教育部所编写的国文课本当中，大量选入了党政要人的文章、公告等政治教化的文章，前所未有的突出了为政治服务的精神，在当时也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抵制。
在1933年底的时候，教育部才刚刚开始涉及教科书的编辑工作，教育部所编辑的教科书，政治意图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陈强听说教育部决定编辑体育教材，顿时来了兴趣，他决定参与其中。
体育教材，在当时算是一个空白领域。当时国内的体育教育还处于初始阶段，像是马约翰、宋君复等体育家虽然也编辑了一些体育教材，但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育教育体系，他们编辑的体育教材更多的是小范围的使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而且那个时代的体育教材也是很落后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实用性方面，都比后世差的太远。当时的体育教材远不如国文教科书，那个时代的国文教科书，即便是放到后世，也可以算是精品。而体育教材嘛，在陈强看来真的很糟糕。
说到体育教材，那可是陈强最擅长的领域，后世的他参与编辑的体育教材就不止一本，从小学的，到中学的，再到大学的，陈强都是专家。也正因为这是陈强所擅长的事情，所以陈强才决定加入到教育部体育教材的编辑当中。
陈强拥有着领先于这个时代的体育知识，但很多时候他并不想将这些先进的体育知识传授给他人，在这个时代，中国毕竟是落后于欧美的，一种新的体育技巧传播出来，最大受益者肯定是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的运动员天天吃好喝好，可以把心思放在体育运动上，而中国人还在饿肚子，还要抗击侵略者，哪有功夫去练习体育！一种新技术的出现，肯定是欧美运动员先掌握熟练。
但是编辑体育教材则不同了，有句话叫少年强则国强，如果从学生时期就开始重视体育锻炼，开始参与体育运动，那么若干年后，国民的身体素质肯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振兴国家，必须要从教育做起，发展体育，也必须要从娃娃开始。陈强作为后世的体育大学教授，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一点！
陈强一个人去奥运会上刷金牌破纪录，是能够帮中国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然而就整个中国而言，依旧存在着大量的“病夫”，陈强一个人的成绩，改变不了四万万中国人的现状。
然而发展体育教育，却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全体中国人，让中国人变得身体强壮起来，让中国人真正的摆脱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这些道理，陈强当然也懂，只不过他刚刚穿越来的时候，不过是上海滩一个朝不保夕的报童，要钱没钱，要名气没名气，要人脉没人脉，那个时候去发展什么体育教育，无疑是痴人说梦！
你一个报童就算是编辑出一本体育教材有用何用？别说是体育教材，就算是陈强把《时间简史》写出来了，人家或许还会问，你一个小报童不老老实实的卖报，还有时间捡屎？
饭要一口口的吃，路要一步步的走。刚落地的时候，猥琐发育才是王道，等捡到一身神装了，再浪起来也不迟。
陈强原本打算，等再过几年，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慢慢有了一些积累，再开始编辑体育教科书。然而如今提前有了这么一个好机会，陈强当然不会错过。陈强打算将后世的先进体育理念融入到这个时代的教科书中，让中国人从学生时代便开始参与体育运动，让中国人从小便开始强壮起来，真正的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
一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带着陈强，向着教科书编辑办公室走去。
“陈强啊，中央大学的吴教授和浙江大学的袁教授，今天正好都在，一会我给你引荐一下。”中年人开口说道。
“多谢师哥！”陈强赶紧道谢。
这个中年人名叫张道藩，年轻是曾是一位画家，他也是伦敦大学美术部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此人是CC系骨干，未来的他从大陆逃到台湾以后，还担任过“立法院长”等要职。
现如今的张道藩也是身兼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党中央执行委员等多个职务，编辑教科书的工作，正是张道藩负责的，未来教育部成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时，担任主任委员的就是这个张道藩。
后世的对于张道藩的了解，大概就是他当了一次“男小三”，撬走了徐悲鸿的前妻。
张道藩是教科书编辑办公室的负责人，陈强自然是不能得罪，而且陈强想要在体育教材中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还要仰仗张道藩的支持，恰好张道藩是南开大学毕业，于是陈强干脆就一口一个“师哥”喊着，也是跟张道藩拉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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