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早就看出来了，虽然能拽上两三句文，但是对于文人圈的事，张无忌那就是个“棒槌”，他转脸对李善长说道：“李兄勿怪，主公应该只是不懂，才将说书卖唱之流也当作了文人。”
胡惟庸拱手对张无忌说道：“主公，小生的猜测可对？”
张无忌问道：“说书的怎么了？怎么和卖唱的又扯到一起去了？”
胡惟庸便将“说书”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娓娓道来。
唐代佛教兴盛，为求经书通俗，产生了“俗讲”，将佛经改为“俗文”，依韵编排，以期家喻户晓，化导大众。在此之前，正统的讲经只在讲前唱歌，讲后散席唱歌，中间不唱歌；到了“俗讲”演唱增多，于是“道”场变成了“歌”场，随后和尚讲唱与伶人演艺的差别越来越小。
唐代僧众的说唱，后来又演变为民间说唱艺术，内容也由讲经演变为讲史，专讲故事，不背经，于是讲话艺术逐渐走向娱乐一路。
最初，说唱艺术只服务于宫廷和官宦家庭，当时的听书者以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为多，这个时候的听书尚属“高雅休闲”，还没有完全走向市井。
宋代以后，随着商业繁荣，为说书人提供的“书场”——勾栏和瓦肆出现了，说书逐渐成为谋生职业。由于印刷业的逐渐发达，出现了大量的说书人的手稿印刷品——话本，并影响了文人的小说创作。
说书商业化后，说书人地位也下降，其职业逐渐为世人鄙视，几于优伶相等。就连小说传奇，也被摈弃于文学之林，而敷衍小说之评话，除供茶余酒后消遣外，更为士大夫所不齿。
胡惟庸当然没有说得如此客观中立，而是带着种种咬牙切齿地鄙视。
读书人鄙视说书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商业化”。早期先秦时期的儒家是不太贬低商人的，基本上一视同仁，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个商人，但是后来宋朝以朱熹为主创立的“理学”就开始贬低、鄙视商人、商业。如果把原因归于朱熹，进而对朱熹进行个人批判是非常不妥的。
有人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朱熹曾诱奸尼姑及儿媳的，是个个人品行十分败坏的坏蛋，这纯属于人身攻击。诱奸尼姑及儿媳其实只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的十大罪状之一，其他还有“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私故人财”等等。这其实是一起政治事件，即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案”：
宋宁宗时，外戚韩侂胄一度把持朝政，朱熹的挚友、时任宰相赵汝愚则是其独断朝纲的主要障碍。韩侂胄欲打击赵汝愚，却又顾忌其门生故吏众多。于是，便谋划通过设立“伪学”之说，同时打倒赵汝愚、朱熹及其门生。作为监察御史的沈继祖上书弹劾，宁宗帝准奏，赵汝愚遭谪永州，朱熹被弹劾挂冠。宋宁宗还当朝宣布理学为伪学，禁止传播理学。之后还把理学先生视作逆党进行清洗打击，被朝廷列为伪学逆党的官吏多达五十九人，朱熹自然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领袖。由此，迫使朱熹的众门生作鸟兽之散，或藏匿自保，或改换门庭。
看起来朱熹的罪状是政敌污蔑，但是后来朱熹还在上表认罪时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等数条，说“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简单地说，他自己承认了！但是这是否出于被迫，就不好说了。宋代是一个文集笔记盛行流传较多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事件，相关的材料却没有多少，非常不符合逻辑。所以，应该是属于无中生有的污蔑。
作为儒家一脉相承的理学，其贬低、鄙视商人、商业，根子不在于朱熹及其门徒个人，而在于儒家对劳动、对被统治阶级的一贯鄙视。春秋时期，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因，商人还只是少数人，因为脱产的缘故，属于“劳心者”；到了宋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之后，商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商人的社会属性变成了“劳力者”，顺其自然地就成了儒家的鄙视对象了。因为商人从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当然是人人都要踩一脚。
“历史”上的明朝建立以后，朱熹的学说大行其道，是因为朱元璋和朱熹“连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但是，在张无忌心里，早已经判了“理学”死刑，因为张无忌要做的，不是打倒一个蒙古人建立的封建朝廷，建立一个汉人的封建朝廷，而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张无忌不高兴地说道：“说书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是人类传递和交流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不如此俚俗，不足以教大众。”
胡惟庸想了一会儿，说道：“小生保举一人，定可完成主公的嘱托。”
张无忌说道：“哦，你说说看。”
胡惟庸说道：“此人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的后裔，原籍苏州，生于兴化，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9岁时中秀才，28岁时中举人，36岁中至顺二年辛未科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开罪达鲁花赤，而弃官回乡，如今在兴化隐居。我听说他在家时，闲极无聊，写了一些话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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