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无忌将荀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翻译”：
他把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总结为“客观唯物主义”。
他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总结为“人对物质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他把荀子“化性起伪”的性恶论思想，总结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劳动实践实现的”。
他把荀子“法后王”的思想，总结成“物质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
他把荀子“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的思想，总结成“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
他把荀子“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观点，总结成“世界的发展是在矛盾中进行的，王道和霸道这两个概念，就是在国家的发展中的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
总而言之，张无忌把唯物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对荀子思想的异化解读，形成了一个适应古代中国人的，成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且把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命名为《万物一统律》。
之后，张无忌又创立了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万世归一律》，彻底否定了儒家“治乱循环”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以及被儒家视为“正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否定这些“正史”的原因是，编史者往往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致使他们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往往只重视政治变迁而忽略社会经济基础。这就导致了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的真正原因——经济运行。因此他们只能用他们那套陈腐的仁义道德观念去剪裁历史事实。所以一旦王朝兴盛，他们便齐声赞皇上英明，大臣贤良，是施行儒家的仁义礼教的结果；一旦王朝灭亡，他们便咒骂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是仁义不施的结果。对于兴盛的朝代，他们便把有关皇帝英明、官吏贤良的蛛丝马迹给收集起来大加宣扬，把不英明贤良的一面悄悄抹去；在灭亡的朝代，他们便把皇帝、官员的劣迹集中起来宣扬，没有劣迹制造劣迹也要宣扬。这一切就构成了儒家的历史观和著史方法，也就是孔夫子有名的“春秋笔法”。
如果说封建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皇帝昏庸，那么他们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封建社会中日益剧烈的贫富分化的自然结果。在封建王朝建立时往往均分土地，这时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是相对平均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政权下，农民阶层相对于官僚阶层来说是非常弱小的，前者没有任何能力阻止后者对于他们利益的剥夺和对于他们土地的蚕食兼并，整个社会中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个剥夺和兼并过程，就算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不能。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剧烈。最终，达到农民不反抗就不能生存的地步，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王朝的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此时别说尧舜，就是神仙也挽救不了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如果贫富分化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即使真的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封建王朝也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因此封建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皇帝那里，而根植于他的经济基础当中。
《万物一统律》和《万世归一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张无忌“创立”的新教义。
于是，原本的军事会议就这样歪楼，成了明教“新教义”的探讨会，后人将这次会议称为“蝴蝶谷会议”——尽管实际上的会议地点是定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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