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几个月的皇帝，朱有见实在是累得要死。每天都天不亮就要起床上朝；每天批奏章批的手软；每天被各种捕风捉影的弹劾奏章气得头疼。
明朝文官集团对皇帝的要求是很高的：必须勤政（反面教材是三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不能有不良嗜好（反面案例是爱好蛐蛐的正德皇帝、爱好打仗的、爱好木工的天启皇帝朱由校）；遵循祖宗成法；私生活要检点（跟哪个老婆睡觉都受大臣干涉）。
按照这样的最高标准，这皇帝是没法当的。明朝少有的几个勤政皇帝，最后都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当然有乱吃仙丹的原因，但是“过劳死”的成分也是很大的。清朝的雍正皇帝，也特别勤政，事必躬亲。最后也是四十多岁死了。
所以说，独裁并不好玩。你作为独裁者，每天为自己的权力担心：担心大臣篡权，担心将领反叛，担心外族入侵，担心百姓暴乱。当不当皇帝，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你还不能选择不当皇帝，如英宗朱祁镇，本来被从瓦喇蒙古人那里放回之后，下决心不贪权位，当个自由自在的太上皇，甚至当个普通百姓。但是自己的弟弟朱启钰却时时担心其将皇权夺回，不但将其幽禁，还进行各种羞辱；某些权臣和阴谋家也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利用他。正如曹*所言，骑虎难下。对比一下欧洲封建社会史来看中国的历史，不得不感叹专制文化（不同于欧洲领主式封建制度，秦晖谓之“秦制”）让中国社会的暴戾、不宽容。
朱有见觉得有必要改革一下政体，往后世的西方责任内阁制上靠拢下。
怎么改革呢？放权？放给谁？放给内阁，则天下为内阁所控，内阁权力太大。当初明太祖废除相权，下令“妄议立相者杀无赦”，就是因为相权过大，胡惟庸这类权臣弄权。如果完全放权，日本幕府制度下，天皇成为完全的摆设，这样的好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夙有权臣废帝自立的传统。何况朱有见也不像当幕府制度下的天皇这样的傀儡。
三－权－分－立其实还是比较科学的。明朝的政体演化其实也从侧面证明，分权与制衡是历史潮流，是世界潮流，是普遍的政治规律，不仅仅是“西方”的专利，也不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明朝的内阁制之所以没有演化为现代民主政治，主要还是分权制衡的制度涉及上存在重大缺陷：完全没有普通民众的参与。古代中国，民意没有一个常规的渠道去影响政治，民众的疾苦和需求，指望一两个“青天大老爷”去庇护，指望圣君贤相去“纳谏”。后世的共和国时代，人们谈到“民主”，往往就是“作风民主”，指的是领导能够听从下级意见，还是没有超出“纳谏”的范畴。这是后世中国人对民主的最大误解。
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步步来吧。先从内阁开始。
在查办魏忠贤的过程中，新皇帝对魏党分子的“宽容”，让“疾恶如仇”的东林党人大为不满。因为摸不准崇祯皇帝的脾气，对皇帝本人他们暂时不敢直接发难，于是矛头都对准了暂代首辅之职的温体仁。
对此类奏折一律留中不发。作为对魏忠贤案的补充，朱有见下诏毁弃魏忠贤美化自己的《三朝要典》。另外对魏党分子的处理措施：所有魏忠贤生词，必须克日拆毁，或者捣毁其画像、雕像，改堂馆作他用；因建生词而勒索百姓者，要赔偿受害人财产损失；曾借机贪污者革职者，永不叙用；追赠东林党“七君子”谥号。
之前办阉党逆案，内阁几个主要的大臣都被扳倒。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崔呈秀，因为是魏忠贤的骨干，先被罢官，后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他如黄立极、施凤来等人也因为牵连阉党，或罢官或辞官。内阁只有一个温体仁在支撑局面。
新人新气象，一朝天子一朝臣。对朝臣而言，入阁拜相是其政治生涯的顶峰，谁有机会冲刺一把的话都不甘放弃之。
弹劾的火力突然集中于温体仁身上。新的党争开始了。这次依然是东林党人发起的。他们以程朱理学为正朔，标榜清流，崇尚空谈，看不起任何与他们志不同道不合之人。
党争不可怕，但必须慎重对待，因势力导。
朱有见下旨：“朕知道诸位大臣皆是国之栋梁，宰辅之才。眼下内外纷扰，归结起来不过民生与边患二事，国家动荡正是能臣辈出之时。有真知灼见之士不妨就此二者择其一，作策论一篇。”
民生与边患。民生是什么？当然是小民生计了。但是上升到朝堂层面，自然不会是鸡毛蒜皮、柴米油盐。这个题目挺大。边患这个倒容易，现今最大的边患不外乎后金了。
几日间陆续有官员上交策论。朱有见命太监一一读来。不得不说，他们的文章都写的挺好，排比对仗，出口成章。但是在朱有见这样的现代人看来，见识还是太浅薄，更何况很多人根本言之无物。这倒不是说朱有见本身有多高明，开了外挂的朱有见毕竟有预知历史的优势。呵呵。
老奸巨滑的大臣们都看出来这是一个机会。也在想办法揣摩皇帝的想法。而皇帝下令写的这个“作文”，也通过邸报传到了全国。之前指望通过廷推拉票入阁的大臣，也在积极思考相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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