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电台，方不为还要处理商行的其他事务。
从美国回来之后，方不为就将星洲商行和四海商行提前做了安排。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第一时间封锁了海岸和内陆运输线，唯一能对外通行的，只有通向越南海防的滇越公路和通往苏联的苏蒙公路。
至于抗占时期最有名气的抗日物资运输线：滇缅公路，要到三九年才会开通。
他将在上海的星洲商行总部迁到了南洋，并着手在香港，越南海防筹建分行。
而四海商行的车队，船队，马帮，也逐步开始移往广洲，云南和西北等地。
除此外，方不为力排众议，将星洲洋行近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流动资金，全换成了汽油等需要进口的军需物资。
而且只囤不卖。
这是这一年多以来，星洲洋行靠贩运汽油等紧俏物资赚来的。
为此，方不为还让于二君派人，在重庆买了半座小山，专门用来修建仓库。
这不是方不为想囤积居奇，而是离全面抗战越来越近，一旦两国开战，这些东西想买不到。
包括于二君，司徒美堂在内，都不太理解方不为的用意。
方不为只解释说是未雨绸缪。
既然知道一些关键的节点，方不为怎么可能不提前做出应对。
好在他是大股东，而且于二君，司徒美徒等人对他都很是信服，所以才由他一言而决。
方不为在上海待了三天，敲定商行与剩余物资的转移计划后，又马不停蹄的回了南京。
中共双方的细节谈判断断续续，每一次钱大均都会派方不为去旁听。
方不为早就知道结果，但嘴上却不敢说出来，只好继续去当他的小透明。
往返几次之后，看没有什么效果，谈判便暂停了。
双方谈判人员都知道，主动权还在委员长手里，委员长不同意，继续谈下去也只是在浪费时间。
方不为一天一天的数着日子。
六月四日，周先生一赴庐山，与委员长会谈，委员长还是寸步不让：红军不得设总部，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所有命令。
毛朱二人必须离开红军，出国留洋……
双方不欢而散，史称第一次庐山谈判。
正当双方约定好，周先生准备第二次赴庐山之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七月七日傍晚七时许，华北驻屯军的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营），在卢沟桥附近演习。
晚十一夜左右，日军称一个士兵在演习中失跑完，要强行进入二十九军驻地搜查。
开什么玩笑。
二十九军再不受中央政府待见，名义上也是民国政府的正规部队。
再一个，因为之前的《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事件，大半个华北让给了日本人，二十九军上下快成了汉奸的代名词，宋喆元不想被人骂成张少帅第二，就绝对不会答应。
冀察政府与日军商定，次日可协同派员调查。
失踪的士兵其实已经找到了，但日军隐而不报，在八日清晨时分，炮击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士兵。
其实中日方双方都未想到，这起事件会成为全面抗战的导火索。
而日军起先的目的，也只是想如去年，前年一般，主动挑起事端，向国民政府施压，逐步蚕食华北地区，让国民政府承认东北及华北有独立性。
日本人只以，这一次的二十九军和国民政府，也肯定会像上一次的《何梅协定》前的一系列事变一般，当即退让，寻求和解。
但日本人忘了此时国内国外的形式。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才半年，委员长脸皮再厚，情商再低，也不敢将说过不久的话当空气。
再要敢退缩，提出过联合抗日的这些地方军阀就敢联合反蒋，英美苏等国也会对他产生怀疑。
二十九军司令部电令前线军官：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各地纷纷响应。
还在庐山的委员长致电二十九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并通电全国：“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
方不为总觉的这句话像是在说：别逼老子，不然和你同归于尽……
日军也没有想到，国民政府此次竟然这般强硬？
看一时攻不下宛平，日本人耍起了就在谈判的把戏。
一是想借谈判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二是想若国民政府不退让，便想趁机拿下平津。
军政部有人提到过这一点，但何英青等人一直不大相信，甚至是宋喆元都以为日军绝不会大规模的擅起战端。
二十九军错过了最好的布防机会，一直拖到关东军集结完毕才反应过来。
方不为很想去华北，但没有一个人同意。
一是他的份量不够，二是他没有理由。
二十九军与西安事变中的十七路军一样，都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改变而来，根本不受中央政府和委员长待见。
华侨援助的饷款和物资，人家二十九军连根毛都没见过。
而宋喆元登报骂委员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双方的矛盾很深。
此时再派个有特务性质的特派员，刚到地头，怕是就会被二十九军拿来祭旗。
哪怕是他想去华北侦测日军动向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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