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评汉武帝的这种做法“违天理而拂人情”（见〔金〕王若虚《君事实辨》），以为既不合天理，又背离人情。也有人说，“武帝此举，残忍不经，殊非正家裕后之义。”（见〔明〕张宁《读史录？武帝》）如此残厉的作为，是无从为后世宗族树立典范的。汉武帝对钩弋夫人的手段，固然对维护汉家天下的大局有利，但是对钩弋夫人本人来说，实在是残忍无情。
专制封建帝王薄情冷血的心性，因此暴露无疑。然而也有人站在维护汉王朝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待“武帝此举”，竟有肯定的评论。如元代文名甚盛的张养浩，就有《吕后》诗：“妇人阴类狠淫俱，故德元勋半坐诛。钩弋后来非命死，茂陵刚断古今无。”作者自注：“惜高祖不诛此妇也。”以刘邦不诛吕后致使功臣多遇害，对比汉武帝的“刚断”，也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历史认识了。
据说汉武帝内心依然思念钩弋夫人，为她专门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通灵台。经常有一只青鸟往来台上，一直持续到汉昭帝即位的时候。唐人张祜《钩弋夫人词》因此写道：“惆怅云陵事不回，万金重更筑仙台。莫言天上无消息，犹是夫人作鸟来。”其中“惆怅”二字，似是诗人想像的帝王心态。也有人说，汉昭帝即位后，改葬其母，打开棺椁，只有丝制的鞋履依然存留。这样的传说，暗示钩弋夫人已经仙化。
元人杨维桢《咏女史？钩弋夫人》有这样的内容：“婕仪未换母仪尊，闻道君王已寡恩。太子宫中无木偶，可无鞠域到尧门。”诗句指责“君王”的“寡恩”。明人沈德符《天启宫词八首》其八写道：“六宫抆泪但吞声，后命何须罪有名。钩弋竞传尸解去，圣人依旧戏昆明。”则表露出某种批判的意味了。所谓“钩弋竞传尸解去”，这是说到了死后棺墓中钩弋夫人“但存丝履”的传说。
十一汉武帝时期士人家庭教育以及《史记》之伟大
汉代是封建大一统和社会大发展时期，也是封建社会家庭教育创始并定型时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的统治思想，以儒家为主的文化知识受到普遍重视。
西汉武帝时期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还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当时社会阶层分“士农工商”，士人作为四民之首，在政治地位、经济基础、文化知识具有明显的优势，逐渐在家庭教育中占主导地位。士人是文化知识的主要承载者，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家庭教育开始呈现出儒学化的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了其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我国重道德、传知识、求仕进的家庭教育传统逐渐形成。
汉代士人家庭教育无论在教育内容上，还是在教育形式上，均取得了巨大发展，其中不乏有精华之处，成为了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察举制，推举儒生作官，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以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为选定官员的标准，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学经典。于是，儒生既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也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儒学因此全面影响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儒生的地位得以提升，儒学因科举制而显荣，同时也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当然也影响了汉武帝时期另一位伟大的人物——司马迁。
司马谈是司马迁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博学多闻的学者，司马迁少年时代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殊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以，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奇。
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
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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