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衣冠南渡、东晋立国江南以来，南朝政权便一直存在着一种荆扬对立的政治和军事格局，即就是驻守上游荆州的往往都是军事强臣，从而与建康的中央政权形成一种对峙状态。
这样的情况，哪怕是之后中央朝廷往往以宗室出镇上游的分陕重地也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诸如梁武帝萧衍就是从上游出发，取代了南齐政权。
在荆扬这种双头政治格局之下，势必需要一个平衡点才能带来一定的稳定性，而位于两地之间的江州往往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像是东晋时期先后镇守此地的陶侃、温峤等等，就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当然这是在南朝政权疆域领土尚算完整的情况下，而当遭遇外敌入侵，上游重镇接连失守，那么江州就成了抵御上游外敌的前镇。
江陵陷落之后，下游的南梁诸方势力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混乱才勉强形成了一个新的秩序，以梁帝之子晋安王萧方智为监国，实际则由太尉王僧辩掌管军国大权。
秩序虽然是初步形成了，但王僧辩也难以立即便率领大军西去、收复江陵失土，再造梁家国祚。因为淮南重镇合肥已为西魏所占领，一旦王僧辩大军自下游轻出，便不免难以兼顾首尾，可能连下游的领土都要丢失。
更不要说就在江陵失陷之后不久，北齐便派遣使者前来态度强横的交涉讨还广陵，交涉未果之后更是直接出兵围困广陵，这就让下游诸军更加不敢擅动了。
虽然军不敢出，但来自上游的威胁也是不容忽视，江州作为抵御敌侵的前线，自然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于是王僧辩便以侯瑱为江州刺史镇守湓城，以自己的兄弟王僧愔为豫章太守而镇守豫章。
这样的安排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私心，湓城依傍大江，一旦上游敌军沿江而下，湓城所在便是首当其冲。而豫章则地处江州腹地，掌握着人员物资的精华，直接控制住了湓城的补给线。侯瑱终究不是江陵元从，当此国难之际也是有点心腹难得，王僧辩作此安排也是有备无患。
然而很快这样的安排就遭遇了变数，一直盘踞岭南为乱的萧勃趁着江陵陷落、国中大乱之际，不只重新控制住了广州，而且还使派一支人马翻越大庾岭北上，进入南康郡境中，直接威胁到江州腹地的安全。
于是侯瑱便以备乱为由，直接从湓城南下进入豫章郡境内，转而将王僧愔发配到湓城去。王僧愔自然不肯，只是派遣将领周铁虎率领一部人马前往湓城驻守，而自己则仍留守豫章，继续与侯瑱对峙。
江州这里热闹成这个样子，不出意外的话那必然是要出意外了，尤其那个男人带着他几千虎狼之众从上游狼狈而来。
江州湓城城主府内，王琳端坐厅堂之中，下方俱是他的亲信党徒以及江州当地的豪强军头们。厅堂中分酒吃肉，不胜恣意，厅堂外却又是另一幅情景。
城主府地面上还残留着许多血渍以及未及收拾的尸首，另外在堂前还摆设着一具木造的刑具，上面捆缚着一名浑身赤裸的精壮男子。
那男子披头散发，身上已经布满了许多遭受酷刑所留下的伤口，但仍怒目圆睁的向着厅堂内破口大骂：“王琳狗贼，不思国困！勾结江州匪徒，违抗太尉军令……”
这男子每呼喊一声，旁边便有王琳的部卒往其身上割下一刀，但这人仍然咒骂不已。此人便是王僧愔派来驻守湓城的将领周铁虎，本河东王萧誉部将，早年王僧辩击败萧誉的时候，将此人收为己用。
自侯景之乱发生以来，江州这里也涌现出了众多的地方豪强，各自聚啸一方，彼此斗争不断。如今江州上层也是互不相让的对峙着，自然也是这些豪强酋长们所乐见的。只有如此，他们才有自保和投机、壮大自我的机会。
王琳此番东下，重要的军资器杖都被魏军收缴，仅仅只保留给他们基本的短兵武装用于自保。尽管王琳沿途也击破搜刮了几处乡里据守的城垒，但所得仍然不足以将部伍武装到全盛时期，更不要说一举攻克湓城这座临江的坚城。
虽然实力不复全盛，但王琳凶名仍存，知其引众东来之后，江州诸方势力各自也都反应不一。这其中有新吴豪强余孝顷本就不忿侯瑱领任江州刺史，得知王琳东来之后便遣使暗中联络，彼此勾结起来。
待到王琳率领部属精锐抵达湓城附近时，余孝顷便以向湓城输送给养为名诈开城门，而后守据城门并引王琳军众杀入。
守城的周铁虎所部兵力本就不多，又遭此内外勾结的袭击，守据城主府力战一番最终不敌，被王琳将此城池攻夺下来，而自己也为其所擒，又因性情刚烈、不肯屈服，于是便遭到了王琳的酷刑折磨。
“王使君即至，我等江州群徒总算有英主可仰！侯瑱不过旧鄱阳王家奴，今又得宠王太尉，入州以来大行乱法，视我南川豪杰如猪狗。人皆惧之，某却不屈，如今更得使君来助，此间壮义之士又有何惧！”
那余孝顷手捧着酒杯，连连起身向王琳祝酒称颂，姿态恭敬异常。江州在方位上位于建康以南，故而其地常常也以南川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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