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抗疟药物降低了死亡率，但是死神依旧伴随着屯垦的移民。
高雄联队的第一个死亡人员的名叫陈高达。在十二月二十日的筑路工程中死亡。死因是“猝死”。
显然这个“猝死”和一般意义上的猝死并不相同。事后统计，当时移民非正常死亡中的“猝死”比例最高。究其原因，大约和持续性高强度的劳动量有关。当时成年移民每日的食物配给标准3500大卡，足以满足重体力劳动需求。但是1631年的供给食谱构成主要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非常少。这势必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健康状况。
死者被埋葬在屯垦点西侧的一块高地上――确保雨季的时候不会被水淹没。木匠为死者做了口简陋的棺材。关山跃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简单的葬礼。
“给他立块碑。”事后关山跃对木匠说，“先用木头刻一个，明年我们有了石匠再用石头的换下来。”
接下来，每天都有死者。关山跃已经无瑕关心葬礼了。他对移民的死亡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但是每天都要死人，有些超过他的心理预期了――毕竟这不是在打仗。
死者多是毫无征兆的在劳动或者休息时一头栽倒就再也起不来了。随队的卫生员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死因，只好简单的记录为“猝死”。还出现了事故伤亡，安装木寨墙的时候墙基的泥土突然坍塌，将近五米的木桩倒下来当场砸死两人，把另一个人的腿给砸断。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孩子在湖畔玩耍时候溺水的事故。虽说看孩子父母似乎并不太过悲恸，但是关山跃心里依旧觉得过意不去――自己既然是主官就要对百姓负责呀，没有安排人看好孩子。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忍不住把这份歉疚向李东田作了倾诉。李东田却不以为意。一边在火上烤着一串麻雀，一边说：
“你也别放在心上了。别说现在是17世纪，就是21世纪，农村这样的事情也多得去了。现在，厄，旧时空是孩子少显得金贵，过去孩子多真不算什么。家里人哭一哭，也就算了。”李东田说着拨弄着火塘里的火堆，虽说就气温而言没必要生火，但是可以去除房屋里的潮气。
关山跃虽然念中学的时候就离开了农村，但是每年也还是回去一二次的，知道李东田说得没错。
“我从小到大，本村邻村淹死孩子就有四五个。乡下到处是水塘水渠水坑，小孩子没人看，保不准就在哪里出了事。”李东田说着叹了口气，“我自己有一回也差点淹死，幸亏给过路的大爷看见了，把我给捞起来。”
“话是这么说，要是能安排下人看着……”
“这孩子说小也不小了――十岁了。在农村就算个小帮手了。又不是什么娃娃。”李东田说，“还是我们的劳力分配有问题，给他们都安排上活计，忙得团团转，就不会想着去湖边玩水了。”
“靠，你这解决方法可够资本家的。”
“哪里哪里，比企划院还是差远了。不过以前在农村，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做活啦。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妈就给我一把镰刀一个篮子，叫我放学回来的路上给家里的羊割草。然后我贪玩，羊就饿肚子。我妈就骂我……”
李东田说着，嘴角微微一笑。似乎又回忆起了少年时代的快乐。
“可是现在适合小孩子的活计也不多。”关山跃想了想，“也就是割草了。要是能办个学校就好了。”
“学校的事不急，先把肚子填饱了再说。”李东田不以为意，“让孩子先忙活起来，牛羊猪都来了。割草、喂猪、放牛放羊的事情都可以交给他们做。还有打扫营地卫生、捡柴……能干得活很多。”
他虽然长年在外面打工，对农活却很熟悉，说起来如数家珍。把眼下要做得事情一一列举。
“……别看我们人多，仔细说起来没闲人！马上就要开荒，得让木工组赶紧做杆子装锄头铲子；围圈烧草也不能停，砍完木头赶紧圈起来烧，烧掉了树根再清地就简单多了。还有天然草木灰磷钾肥打底。平整土地没有机器只能靠人工捡石头碎土，这是个累活。最好能搞个窑烧石灰――这东西可有用了，刷墙可以用，消毒可以用，改良土壤也能用……再弄几亩园子地准备种菜……”
他絮絮叨叨的说了许多，却是东拉西扯，毫无条理无章法。关山跃只好打断了他，让他一件件的说，他好记录下来做个工作规划。
“你说得这么多，都是要马上要着手的。我就是担心一点，死亡率。”他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本，叹息道。
“吃得太差了。”李东田嗤之以鼻，“说是按照3500大卡一天的标准供应，可是粮食和粮食不一样。这薯干粉的救济口粮砖，吃再多也不济事。”
“要能弄点荤腥就好了，咱们这里又不靠海。这湖挺大，不知道鱼多不多。”
“湖里的野生鱼能有多少？你费劲巴拉的组织人力去捕捞，弄那么几条鱼，不划算。”李东田连连摇头，“我听黎苗连的人说经常能看到鹿。不如组织基干队去打猎，弄些鹿回来。”
他这一么一提，关山跃想起自己在出发前阅读的《台湾情况概述》中提到这个时期台湾的鹿皮是大宗出口货物，荷兰人每次贸易都要运出几千张鹿皮。初到高雄的时候魏八尺也给过一部分鹿肉干。鹿的存量肯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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