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年2月10日，农历乙亥年12月23日。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正在艰辛中缓缓推动的南洋开发进程，之于国家和民族，都属于无比重要的大事。
然而对于远在广东的大明臣民来说，遥远异乡发生的事情大家是完全没有半点概念的。民众既缺乏信息通道，也缺乏对拓荒一事的认知。
民众关注的，永远都是柴米油盐这些最基本最生活的东西。
时光流逝匆匆。发生在郑和岛上的那场残酷战斗，不经意间都是2个月之前的事了。转眼，已经到了1635年初。
时近年节，居住在古老广州城里的大明子民，步履匆匆，面带喜容。街邻碰面便高声贺岁，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做着预备。
今年的广州城，由于日子大略变好，所以年节气息比往日浓烈了许多。
记忆是很难抹去的。广州城中但凡岁数上了30的“中下层人民”，对于“年关”一词，那都是有着深刻感受和理解。
早在天启皇帝时，这广州城里的年节，大致是一岁淡似一岁的。包括之后崇祯皇帝初年，“年关”一词，在街坊邻居的记忆中，从来都不是什么好说头。
当其时，官府赋税一年重似一年，各种辽晌练晌纷纷被朝廷分派下来。再加上各路官员胥吏趁机搭车摊派揩油捞银子抹亏空，堂堂南天第一名城，阖城老少硬生生被朝廷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那个年月里，百业凋零，民生艰苦。除了那些高门大户之外，平头百姓过年真真就是过灾。
一到年关，债主上门，不知道多少广州城里的老户，因为还不起欠债，从而变成了赤条条的破败户，一家老小翻过年就沦为了街头饿殍。
更有甚者，上吊自杀，典儿鬻女，家破人亡的都不晓得有多少。
过年，就是过鬼门关。
可说来也怪。从那以后，大伙的日子却在崇祯皇帝上台后，渐渐好了起来。
先是工商繁茂。
一夜之间，从不知名的夷州莫名传来了许多做工精良的日用杂货。
广州城里的富商闻风而动，纷纷出海去寻觅货源联系卖主。
由此渐渐一发不可收拾。首先是各处水陆码头的力工、挑夫们生发了起来：他们上工后有了卸不完的货，工钱越挣越多。
随着夷州货在珠三角铺陈开来，大量人口和土产资源随后参与到贸易交换中：富商们开始还花银子招工去夷州给人扛活。到后来有那“宅心仁厚”的老爷，甚至直接派家奴去街头“捡”人，或者直接在街头施粥，完事喝了老爷粥的就塞进底舱拉去夷州换货。
再往后，连锁效应，整个城市都被调动了起来。无数中小商人随着夷州货的到来而受益，原始的产业集群开始出现......臭水沟头打麻袋的屌丝蒲阿大都能生发起来，雇了小工带着全家老小没日没夜的编外贸麻袋......就这还供不应求。
如此，之前陷入滞胀和困顿的广东原始经济，渐渐成为了工业化的附庸，被强行改造。民众虽说是被动参与，但是实实在在受益得到了好处。
再往后，就是人尽皆知的故事了——天上“咣当”一声掉下一个曹总兵，带着精兵强将开始和海匪捉对厮杀，一年天气就扫平了为患多年的闽粤海匪。
民众惊叹之余，也才渐渐知晓，原来夷州那些产业，都是这位曹总兵的！？
闹了半天，老少爷们都是在给曹总兵扛活啊？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大家发现，带给自己救命银钱，拯救了自己家庭的人，原来不是崇祯皇上而是这位乡下总兵后，夷州来的曹某人，迅速和广州臣民亲近了起来。
再往后，日子一年接一年好过了起来。珠江大地日新月异，仿佛一夜间所有人都忙碌了起来，生活节奏快地令习惯了慢节奏的古人应接不暇。
令人无比震撼的事情还在后面：短短几年功夫，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彻底颠覆了明人的认知。
干净整洁的硬化地面，宽大奢豪的红砖下水系统，笔直漂亮的大马路，还有那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砖房。
虽然这座城池连最基本的城墙都没有，但是蜂拥而入的新居民用脚投了票：民众认为这座城池比老城安全。
那些横行在珠江上，如山岳般的炮舰，以及日常东征西讨从无败绩的精兵，给这个认知提供了背书。
眼下，又一年的年关到了。
乙亥年的年关，古老的广州城里处处充斥着快活的空气。伴随着顽童在家门口零星的鞭炮声，城内的商铺门前都张贴着红纸写就的福字以及对联，货架上堆放着琳琅满目的年货。
前来购买各种年货的街坊今年尤其多。大家穿着簇新的袍服，脸色普遍红润精神旺盛，从兜里掏出各色银圆和纸钞，换来大包小包的年货。遇到熟人，还要艰难提着东西拱手见礼，大声拉两句家常，恭贺一番新春。
与此同时，街面两旁还堆满了不少城外运来的鲜花。通常到了这个时节，广州城中惯例是有大批鲜花入城发卖的。
事实上，后世人习惯的“逛花街”活动，最早就是自明代出现。而这两年随着“世道”渐好，“公务费用”充裕，广州城里由府台衙门出面置办的传统逛花街行动，规模也大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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