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2日早晨，已是春暖花开的晚春季节。舒尔·索菲和哥哥舒尔·汉斯一起离开舒适的公寓，说笑着走在熟悉的弗兰茨•约瑟夫大街上，前往慕尼黑大学。虽然战争的阴霾始终笼罩在欧洲的上空，可是青春的明媚就如同春天的来临。此刻他们更是一对默契的战友，按预定的计划提着装满传单的手提箱和公文包去大学校园散发。
索菲笑靥如花，汉斯优雅沉着。这两个和阳光一样闪亮的年轻人不会知道就此踏上的是条不归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如此行走在明媚的阳光下。明知道纳粹的眼线布满了校园，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完成这个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危险得令人窒息的任务。
慕尼黑大学。走廊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上课。舒尔兄妹俩迅速行动起来，把传单放在一楼和二楼的走廊里、花坛、台阶上。脚步声惊动了学校管理员，他只个瘸子，只得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俩后面，无法追赶，目送着两人发完传单走向大厅门口。
出事不由人。如果此时他们见好就收，也就万事大吉了。偏偏两人要往枪口上撞。再过五分钟就要下课了，汉斯忽然停住脚步，他发现箱底还有一叠传单，决定一不作、二不休，把剩下的传单统统发出去，而且神差鬼使地走向最高的三楼，摆放在那里的阳台上。
“太冒险了，马上就要下课了。”妹妹反对，但汉斯已经提着箱子上楼，她一甩头发，义无反顾地跟随。汉斯与索菲紧张得满头大汗，刚发完下课铃响了，大厅里喧腾起来，索菲一把推下一叠传单，乘大家注意力转移到纷纷扬扬的传单上时，两人乘乱混入人群中。
“站住，抓住他们。就是你，还有你。”他俩被迎面跑过来的学校管理员抓了个正着，那人连拉带搡把他俩拉向校长室，此时他的腿脚格外灵便，劲头十足。仿佛能够为党的事业建功立业，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连腿也不瘸了。
舒尔兄妹坐在校长室里，校长表扬了管理员，他自豪地挺胸：“这是我应该做的。党教育我们多年，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一定会站稳阶级立场的。”
校长气急败坏地走来走去。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对他来说也不是好事情，至少会落个对学生管教不严的责任，但知情不报的责任更大，所以他毫不迟疑地报告了盖世太保。
秘密警察很快赶到，侦探员摩尔先生带人走进来，校长急忙迎上前说：“我的学校管理员施米特发现这两个学生散发传单，便迅速向我报告。我已经命令封锁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呆在学校里等待你们的传唤调查。当然，我也留下。”
摩尔对校长的邀功充耳不闻，径直走向舒尔兄妹。汉斯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塞进嘴里，两个盖世太保迅速上前卡住他的喉咙，汉斯被卡得直翻白眼，上气接不上下气，直到把尚未嚼碎的纸团吐出来为止。
两人被一辆黑色的棺材一般的汽车拉到慕尼黑斯塔德海姆盖世太保总部。与此同时，一辆大众小汽车把冉妮亚也拉到同样的地方，她穿着蓝色的套裙，抬着看了一眼方方正正的院子，迈着急促的脚步上楼，进入负责人的办公室。一会儿，负责人把冉妮亚领到一间办公室，对摩尔介绍说，这是柏林总部派出的特约记录员，参加对索菲的审讯。
索菲被带到这间办公室里，一张大桌子后面坐着一丝不苟的摩尔，离他很远的地方，一个美艳的女青年坐在桌子后面，一副奋笔疾书的样子。索菲总觉得让这个气质不凡的女青年当记录员简直是浪费，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作记录的往往是半老徐娘。
与人们想像的完全不同，至少对索菲的审讯完全不是想像中盖世太保的样子。这里没有高瓦数灯泡，没有凶神恶煞般的打手，更没有铁镣铁链老虎凳子辣椒水，只是一间大办公室，地上铺着地毯，桌子是每个办公室司空见惯的办公桌，上面摆着厚厚的法律书籍，还有一本马尔他游记，桌子旁边摆放着一盆金钱榕，摩尔也不是一脸凶相、脸上长着透红的刀疤，而是温文尔雅的样子。
审问开始，摩尔并没有拍桌子瞪眼睛，充满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而是低头看着桌子上的一张纸细声细语地闲聊：
“舒尔·索菲，1922年5月9日出生在佛尔希腾贝格，基督徒，现住在慕尼黑弗兰茨•约瑟夫街13号，在慕尼黑大学就读，无前科。父亲？”“父亲罗伯特，他是佛尔希腾贝格市的市长。”索菲有点自豪地回答。摩尔拿起笔在纸上补上这一笔。
他盯了索菲一眼，拉起了家长里短：“索菲小姐，请你谈谈你心情最好的时候。”
索菲也没有被审者的局促不安，她抬头望着屋顶，脸上带着梦游般的神情：“我心情最好的时候是独自一个人听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每当我听到大师的乐曲，听到所有的小鸟和小生灵在河边欢快地叫声。钢琴不停地重复相同主题的旋律，就像清澈、透明的小溪，真让人心醉。”
摩尔盯着一脸陶醉的她：“可是，如今你再也得不到这种享受了。你们散发那种传单，难道你们想反对已经控制了整个欧洲的德意志帝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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