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章本来是没有的，可脱离正文看。
沈晾几乎不过节日。母亲节、教师节、元旦，甚至春节，他统统都不过。旁辉跟他在一起八年，只见他罕见地回过三次家。
旁辉都没有跟去。
然而几乎不过节日的沈晾唯一会过的节日，却是植树节。沈晾每年都会在自己的住所附近可栽种的地方种一棵小树，在树干上浅浅地画出一道痕迹。那时候是旁辉唯一感到自己特别有用的时候。因为那道痕迹代表的高度是沈晾的身高。沈晾会选择一棵比他高大许多的树苗栽种，然后主动让旁辉在树干上给他刻一道身高线。他已经不长高很多年了，但是他一直坚持让旁辉这么做。
旁辉帮他量得很精准。沈晾在其后的一年里，时常会经过这棵树，让自己的头颅贴在树干上，对比自己的身高和那条线。
旁辉觉得他这个行为非常孩子气。沈晾独有的，冷漠的孩子气。
沈晾那几乎毫无存在意义可言的童年没有教会他任何孩童式的天真烂漫与淘气，只教会了他沉默与反抗。无声的反抗。
旁辉曾经试图让沈晾过几个节日，享受享受通用型的快乐，但是很难成功。沈晾对很多节日不同程度表现出厌烦和厌恶，因为那些传统的节日多多少少和亲人有那么点关系。他不喜欢母亲节，也从不打电话回家，更不喜欢中秋节。除非必要，他可能压根儿就会选择忘记自己有关家庭父母的一切联系方式。
旁辉早年的时候试着压迫式地逼他回家乡一次。
“在我对你的评估里有一项会评估你的社会亲近度。如果你连家人都不去探望，我很难在这项上给你合格。”旁辉在好说歹说却没用的情况下，最终冷硬地说。
刚刚离开监狱不久的沈晾，双眼下带着青黑色的阴影，用没有血色的面孔对着旁辉看了许久，看到旁辉几乎承受不住那双黑色的眼睛落在自己鼻梁上的目光，他才默默地转身。
旁辉以为沈晾再一次无视了自己的要求，然而当天中午，他却发现沈晾不见了。
旁辉坐在家里心急如焚地等了有一个小时，最后开始疯狂地打沈晾的电话。沈晾始终没有接电话，不知是他的赌气，还是他没有听见。旁辉试图弄清楚他究竟去了哪里，便到他的房间去查看。当时他们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沈晾的房间也很小。他的房间严格禁止旁辉进入，但旁辉却有整个房子的所有备用钥匙。他在沈晾的电脑记录里找到了沈晾买票的记录。列车的终点是他登记在案的老家。
旁辉看着记录上的那个地点，忽然有了一种自己是否做错了的反思。他本来只以为沈晾是社会疏离而已，但是沈晾却早就表现出他对过去的回避与对家庭的厌恶。旁辉想象到他什么行李都没提，只带着一个必要的钱包，两手插在口袋里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靠窗的座位上。
他会不会已经开始厌恶自己？旁辉那么想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他已经不能再将沈晾当成一个简单的任务人。
他是以一种事业与共鸣感参与沈晾的案子的。他参与案子的时候将沈晾当成了另一个自己，然而在将沈晾真正救出后，他才觉得得开始履行自己这个作为特警的职责和义务。这是不是过于冷酷和残忍了？他是不是将沈晾当做了一种满足自己精神需求与实现精神渴望的调剂品？
沈晾离开的时候的确什么也没带。他是打算当天就回来？
旁辉四面环视他那间小小的、除了书就是书的、不算整齐的屋子。然后他看见了被随手丢在床头书后面的手机。
手机设置成了静音，里面有十几通旁辉的未接来电。
旁辉不知道自己的心情一时之间能有那么复杂。
沈晾一个人坐上了回家的车。旁辉一直到傍晚，都没有他的消息。他提起手机无数次，在按键上也无数次按下他家庭的电话号码，却都最终没有成功拨打。他以什么身份拨打这个电话呢？
监视人？朋友？同居者？
旁辉意识到自己和沈晾之间的关系是个四不像，而不是如他认为的那样：他一直是沈晾的恩人。
沈晾究竟有没有将他当成恩人很难说。他允许旁辉的监视也许已经成了抵消那种恩情的条件。而旁辉也意识到他没有什么能够以恩人自己的筹码。准确地说，他是被沈晾找到并“使用”的令他离开监狱的手段之一。对沈晾来说，他更像是一个工具。他使沈晾离开监狱，而沈晾同样回报以一定的酬劳——以一种让他无法觉察的方式。
旁辉深夜也没有等到沈晾回来。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听到了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他猛的拉开门，看到了门外一脸疲惫的沈晾。
“你……回来了啊？”旁辉突然之间哑声了。
沈晾从他和门之间的缝隙里溜进去，接着走进自己的房间，一头倒在了床上。
旁辉连忙追到他的房门口，问：“吃过饭了吗？”
没有回音。沈晾已经睡死过去了。
那之后旁辉知道沈晾当时没有在父母家过夜。他错过了购买车票的时间，错过了几个班次，最后在候车室里蜷缩着睡了一晚。
打那以后，旁辉再也没有强迫他过什么节日。旁辉本来一年再忙，春节的时候也会回家一趟，然而想起沈晾一个人呆在租房廉价的沙发上，被鞭炮扰得无法看进书去，细长的手指不断机械地切换屏道却发现都是同一个欢天喜地的影像，旁辉就觉得无法继续在家里停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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