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的运河交通，作为沿运河枢纽城市，沟通着南北东西，扬州自然成了五方杂处、群英荟萃之地，也自然形成了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朝扬州的文化，便显得十分繁荣。李廷先的《唐代扬州籍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唐代诗人和扬州》，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列。
扬州文化在清代，更是如日中天。文人沙龙、戏曲曲艺、扬州学派、扬州八怪，扬州，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镇。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经谈道：“广陵为天下文士之大逆旅。”（《与李畹佩》）此言真实不虚。而这文士逆旅的主人，其一要归于扬州的盐商。他们中一些人，喜欢延接文士，主持文化沙龙，如雍正、乾隆时期马曰琯、曰璐兄弟，其小玲珑山馆，就可以说是当时扬州的一个文学大本营，集结了一批极富有实力的文人雅士，如全祖望、姚世钰、厉鹗、陈章、张增，都聚集在此。马家的丛书楼藏书颇富，号称江北第一，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他家的进书，就有760种；而厉鹗纂《宋诗纪事》，也是利用了这里的藏书条件。堪称18世纪画坛翘楚、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初来扬州时，落寞无奈、贫困潦倒，是马氏兄弟奉其为上宾，为他特意安排了“七峰草堂”落脚。汪氏晚年编定的诗集《巢林集》，也得到马氏兄弟的资助得以出版。其二才是达官显贵，如曾任扬州盐运使的卢见曾，曾“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酬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还曾主持修禊虹桥，“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公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而贫而工诗者，无不折节下交”，所谓“复以风雅之称，归诸卢抱孙转运”矣（《扬州画舫录》卷十）。
清代扬州的戏曲曲艺事业，也极其兴盛，这更与盐商们的推动直接有关。以戏曲来说，盐商蓄养家庭戏班，如徐尚志的老徐班，洪充实的大洪班，江春的德音班、春台班等；招至名流演员做台柱，如江春延聘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等；举办全国性戏曲班社汇演活动，如因为乾隆南巡，他们征集诸腔名班来到扬州。应该说，没有盐商的热情推动、出资出力，就不会有清代扬州戏剧的这种特殊繁兴。清代扬州的曲艺艺术，评话、弹词、清曲等，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如说书业不仅“各街巷皆有之”，数量可观，重要的是，大家名家辈出，如柳敬亭、邹必显、浦琳、叶霜林、徐广如、吴天绪、龚午亭等，都誉满天下。薪火相传，至近世而其风不坠，李国辉、蓝玉春、王少堂、康又华、马凤章等，将扬州的说书艺术，发扬光大。
清代扬州文化是值得骄傲的，这与盐商对于文化的扶持直接相关。修建和资助书院是扬州盐商的另一大贡献。如乾隆初汪应庚捐资5万金，重修扬州府学；马氏出重金，修建著名的梅花书院等。书院的发达，学术空气的浓厚，为产生学术史上彪炳千秋、被后世学人赞叹不止的扬州学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扬州本地的汪中、焦循、阮元。横空出世的“扬州八怪”，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一批高标个性的画家诞生在扬州地区，构成当时画坛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线。
漫步在扬州古运河沿岸，邗沟故道、吴王庙、隋炀帝陵寝、迷楼故址、由北进入扬州的第一个码头、中外友好交往史上的重要港口茱萸湾古镇、唐代繁华一时的东关街以及东关古渡、鉴真东渡的出发地古运河码头、宋大城东门双瓮城遗址、南宋阿拉伯式建筑普哈丁墓、伊斯兰教名寺仙鹤寺、浙派建筑吴道台宅第、天主教耶稣圣心堂、佛教长生寺，以及个园、何园与康山街、南河下曾经的盐商豪宅与会馆群，扬州古港、水利和城池建筑的历史见证古湾头闸、水斗门、龙首关遗址，明代古塔文峰塔及附近的宝轮寺，清代的龙衣庵，瓜洲古渡、瓜洲城，可谓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观之如行山**上，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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