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汉子不断的把玉米放到那大托盘中，那刘三儿则是亲自的观察着秤杆上的星，嘴里报着一个个的数字。另外一个识字的杂役已经是搬了一个马扎子坐在上面，手里拿着一个一个小木板当垫子，上面放了一张纸，手里持着以一管毛笔，正在不断的记录。
看着这一幕，王老实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
他本来不是东北人，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此地非但是不罕见，反而很普及，在他周围的这些人，往上数三十年，没有一个根基是在此地的。
王老实籍贯在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山东此地，在北地本来可称是富盛，然则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是主要战场，打过来打过去，把人给杀的差不多了，七零八落，千里无鸡鸣。后来太祖皇帝登基为帝，便从湖广，四川等地迁移了大批的民众来填实山东，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才是又恢复了一些元气。不过好光景没过几年儿，靖难之役就又是打响了，未来的永乐皇帝当时的燕王为了皇位和保命，和自己的亲侄子打来打去，狗脑子都给打出来了。
偏偏从当时的北*平南下京城南*京，山东又是必经之路，于是又是成为了主战场，给打的赤地千里，百姓困顿。
永乐皇帝登基之后，又开始填实山东。
王老实的祖上，就是那会儿从陕西布政使司平*凉府庄*浪迁到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禹*城的。他们整个村子都是陕西汉子，这等强大的传统下来，到了王老实这一辈儿，一张嘴还是一口古拙厚重的秦腔。
在山东活的挺好，至少比老家那边儿好多了，自从唐末朱温一把火把那辉煌煊赫的大唐长安给化作白地之后，关中陕地在整个中国的地位就一直下降，再也没起来过。不单单是政治地位，经济份数，就连气候，也在元明时期变得恶劣起来。当初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森林遍布，牛羊成群的陕西大地，渐渐变得干旱、严寒、贫瘠，尤其是曾经养育过极为煊赫的文明的陕北，更是几乎沦为不毛之地。
但是在山东，一家老小种地，除了交官府的皇粮之外，总还能剩下不少，除了能填饱肚子，还能余下一些，等着那些城里开粮店米店的大官人们下乡来收，上去卖点儿银钱，过年的时候割二斤猪肉，扯上三尺红布。倒也圆圆融融。对于小老百姓来说，这等日子，已经足够的和乐美满。
如此，便是百年。
等到了正德这一朝的时候，又不成了。确切来说，像是王老实这家这些小农自耕农们，开始活不下去了。
起因，若是说的学术一点儿，那叫做土地兼并。
古往今来有一个道理是通用的，越是靠近都城的地方，土地兼并就越是激烈——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盖因在京城这种全国权力核心的所在，权贵就特别的多。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老牌儿勋戚功臣、刚刚上位崛起的新贵、中了进士当了官儿贪污腐败有了银钱的文臣，甚至是这些权贵的家人，亲戚，在小民们眼中，也都是一些惹不起的大人物。
而偏偏在国人的心思中，发达了之后买房置地又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而采取就近原则，这些权贵们便把魔爪伸向了他们能够得着的比较近的地方——京畿。不过京城周边也就是那么大的一点儿地儿，没多久便是被瓜分完毕了，以至于后来以连氏的财力，也只捞到不多的一些地产而已。京畿完了，就是北直隶，北直隶完了，就是山东。
而且山东本土的官员也是极为的福有竞争力，虽说整个北地的文风比起江南来确实是差了不少，但是山东毕竟乃是孔孟之乡，诗书传世，乃是整个北地文风最盛，每年中进士最多的省份。这些出身山东的官员发达了之后，便也想着回老家的买房置地，做那千秋万代的打算。
所以到了大明中期的正德年，山东济*南府的土地兼并之激烈程度，竟然不比京城差多少。
而这个时候，小农的日子就过得越发的艰难。
打个比方来说，像是王老实那个村子，有五百户人家，原先都是自耕农，官府假如说一年通共在这里收两千石粮食的皇粮，那么匀下来一户就是四石粮食，但是到了后来，村里有一大半人家比如说三百户的地都被官员士绅们给兼并了，而由于国朝在税收上的漏洞，这些人是不用缴纳租税的，但是官府要收的粮食可是分毫也不能短缺。于是这两千石粮食的税就都落在了剩下的二百户人家身上，平均一户就是十石粮食！
这样的重担，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沉重，而关内的人家又不像是关外这般的地广人稀，一家一户就是上百亩田地，他们一家也不过是二三十亩地而已，在这个年代的粮食低产量下，这些税可是够要命的。
反倒是那些已经成了佃户的人家要幸福得多，他们寄人篱下，只需要每年向主家交租子也就成了，而租子要比朝廷的税低得多。
终于，在正德二十九年的大年夜前一天王老实一家因为没能交齐皇粮而被官府把父子两个给逮了去，先是关在牢中一顿暴打，生生的把王老实他爹的腿给打残了，然后又只给穿了单衣弄到县衙门口戴枷示众。大年夜王老实和他爹在衙门口冻得瑟瑟发抖，面色青紫，而几个官差就坐在门洞子里一边刺溜着小酒儿一边对他们指指点点，发出一阵阵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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