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户口的多寡与古时国家的贫富有直接关系，与当下徐州能否兵强食足也一样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荀贞对增加户口一事非常地重视。
和荀彧讨论定下增加户口的几个办法之后，荀贞观阅有关田亩的簿籍。
民为国本，田为民本。
没有足够多的田亩数量和粮食产量，首先百姓不能富裕，其次也养不起兵。
本朝以来，田亩的总开垦数目到现在为止约有七千万顷上下。徐州地区不算天下的头等大州，和内地比不了，但较之前汉，农业方面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太平时，州中亦有良田数目颇广，只是现下战乱，民户既少，被用来耕种的田地自也就少了。
因为铁制农具、牛耕等的广泛使用，以及代田法的普及和区田法的推行，汉家亩产的粮食量与先秦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如今一亩上田年可产粮四石，中田亦有三石。
荀贞览阅簿籍，州府统计出来的去年徐州全年的粮食产量总共不到二亿石，汉制田税三十税一，去年一年全州田税收入的总数不到五百万石，较之太平时，已少了很多。
因为州刺史只有监督州部郡县长吏之权，而无军政之权，所以郡国收到的粮、钱等赋税原本是不需要递解到州的，原先的徐州也是如此。直到陶谦掌徐州后，前期因要与黄巾作战，需得有钱粮整建部队，州府从而才逐渐地掌握住了州内部分郡县的粮钱收入，但在陶谦时期，他并没有能把州部内所有的郡国钱粮都收纳入手，仍有一些郡县脱离在外，未被掌控。
比如荀贞在广陵任太守时，陶谦曾多次问广陵要粮钱，荀贞大多数时都没给他，又比如彭城薛礼也是一样，有时给州里些，有时则不给，再比如琅琊国，粮钱收获悉入泰山军兵营，州府亦不能得。阴德为何要攻泰山兵？其中一个主要的缘故便正是因他堂堂一个国相，却管不了郡中的钱粮财权。陶谦遣笮融去下邳当国相，又叫他督下邳、广陵、彭城三郡钱粮，实也是无奈之举，不派个自己人去，钱粮就收不上来。
当然，和陶谦那时相比，现在州里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至少东海、下邳、广陵三郡的钱粮收纳没有半点问题，虽然琅琊、彭城仍还没有直管，但在把臧霸从琅琊调出，用荀成入镇琅琊，再又任了陈登为琅琊相后，尽管泰山兵的日常供需现还是由琅琊出，可州府却也不是半粒粮、一文钱都收不到了，至於彭城，荀贞已经在军事上完成了部署，对彭城形成了压制和震慑，接下来，便要在钱粮征收这一块儿上对彭城下手了。
总之，单就目前来说，去年全州的四百多万石田税收入，能被州府掌握到的有五分之三多，但这五分之三的田税，并不是全部都能被州府得到。
首先，各县要自留一部分。
一个是用来给县属吏发月俸。
县属吏皆是由县长吏自辟，故而月俸不由朝廷出，而是由县中出，——郡亦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时人“视郡为国”的一个缘故，辟由郡县，俸之发放也由郡县，怎不视郡守为郡君？
前汉时的官吏月俸以钱为主，本朝明帝前，因国家初建，战乱的影响未消，谷贵钱贱，官吏的月俸以谷为主，明帝后至今则是钱谷各半，一半给钱，一半给谷，比如百石吏，每月得钱八百，米四石八斗，——这个“四石八斗”不是粗粮，而是脱壳去皮后的精粮，亦即一个百石吏每年需要发给月俸精粮五十七石多，通常一个县寺，从功曹、主簿到最低级的书佐等，包括乡级吏员，多则近八百人，如洛阳县编制内的员吏共七百九十六人，少亦有一二百人，其中固非皆百石及以上，可总的加在一起，每月的月俸开支也是不小。
月俸开支是一部分支出，再一个是“月食”，也即凡县寺“有秩”以上的吏员都可以在县寺的县厨里无偿吃饭。“有秩”即有一定的品秩之意，任命至少要经过郡府，有印绶。荀贞早前在西乡当蔷夫时做的就是“有秩蔷夫”，比小乡不称“有秩”，只称“蔷夫”的要高级。
五日一休沐，除休沐日外，县吏的工作、休息多在县寺里，县中得管饭，这笔开支肯定不能和月俸的开支比，但徐州共计六十余县，一年下来，用粮也是不少。
月俸、月食，都是用在吏员身上的开支，其次，还有邮传开支。
邮传费用的开支很大，邮传建筑如有破损，需要修缮，这是有关钱的，且不说，只说和粮食有关的：过往吏员、军情传递，凡住宿於邮传中的，邮传都需按对方的品级给予不同标准的伙食供应，低级点的官吏，每食三升米，高级官吏不但供米，还有肉，甚而酒，此外，还需供应马料，马料通常是粟米，同时，不单是供应来往吏员的马匹食料，很多邮传自养的也有马，按照规定，一匹马日供食料为一斗粟，一斗菽，按一匹马算，一月便是粟、菽各三石。
给官吏、马匹供应的食物、食料也都是精粮。
月俸、邮传费用之外，还有赈济、抚恤的开支。
荀贞和荀彧在适才讨论增加户口的办法时，其中一条是让流民还乡，郡县可贷种、食，这个“种”与“食”，就都是由郡县出的。“贷种、食”是为了安置流民，此外，还有赈济，流民过县，或者县中百姓缺食，县寺都得出粮赈济，一则/民为子也，二来，不赈济就要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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