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下，神策军十四万大军兵临城下已近半月时间。
通州之战后，高仙芝率五万兵马赶到通州和王源所率主力会师，再经过十余日的休整之后，大军出通州以东直扑金州。几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金州。
其后，神策军北上穿越终南山山间通道，进入长安以西区域。长安以东邠州等城池中的兵马同样闻风而走，统统撤回长安城中坚守。神策军骑兵对长安城西南北三个方向的各个州县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后，进而屯兵城西金光门延平门外，摆好了攻城的架势。
……
长安城中，气氛一天比一天的紧张。尽管城中已经集中了兵马近二十六七万。但恐慌还是不可避免的在李瑁君臣以及长安城中蔓延着。尽管李瑁郑秋山等人每日都在给文武官员们打气，说什么‘依托长安城防之固，神策军十几万兵马不足以攻克长安。攻长安之日，便是神策军兵败之时。’。诸如此类的论调虽然听的耳朵起老茧，但终究难以让人信服。因为根本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
这一个多月来，其实长安城中日子最难熬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在通州大败而归的李光弼。三十万兵马大军攻击通州，最终全军剩下的兵马不足四万，仓皇逃回金州。迫的李瑁的二十万兵马不得不撤离蜀地，让一场气势浩大的讨伐大战虎头蛇尾的狼狈结束。很显然，李光弼之过责无旁贷。
李光弼也没有推卸责任，李瑁和郑秋山撤回长安之时，他肉袒负荆跪于金光门城外的雪地里迎接，自承罪责，请求李瑁降罪重罚。气头上的李瑁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便策马而过，郑秋山当然是不肯错过这个奚落他的机会，故意冷笑着策马从他身旁的污水坑旁飞驰而过，让战马践踏污水，溅了李光弼一头一脸。
对于李光弼的战败之责，朝廷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李光弼虽败，但却非指挥失当之故，而在于兵马战力不强。而神策军无论战力兵器已经战法都超过朝廷兵马，战败情有可原。这意思通俗来说便是：不是李光弼不努力，而是王源太厉害。
这种说法当然不能让李瑁接受，这岂不是涨敌军士气，灭自己威风。即便事实真的如此，那也不能说出来。否则后面的仗还怎么打？要治罪，不能从实力战力上来找理由，而是要从人身上找理由。说白了便是要找替罪羊出来，要告诉天下人，不是兵马不强，而是人的疏忽。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种意见便占据了主流上风，那便是以郑秋山为首的一干官员说的，李光弼好大喜功，志大才疏，本无本事，却一副智珠在握的样子。其实他只是纸上谈兵，无能误国。本来一场完全占据上风的大好形势，硬是被这个无能之辈给葬送。这完全是李光弼的领军之责，跟兵马战力装备等其他因素毫无干系。
虽然很多人都明白，一场战事的胜败的原因很复杂，未必便是主将之责。但这个时候，似乎只有将所有罪责都推到李光弼的头上为好。毕竟需要人来担负战败之责，给朝廷一个交代，也稳定涣散的军心和民心。这样一来，李光弼似乎难逃重责。
李光弼一直沉默着，虽然李瑁拒而不见他，虽然满城议论纷纷对他指指点点。他还是保持着平静。除了通过上奏折的方式自己认罪请求李瑁严惩不贷之外，他剩下的时间都在干一件事，那便是加固四城城防。
既然朝廷的处罚还没下来，他还身兼相国和兵马大元帅之职，他便还要履行他的职责。在所有人都情绪失控成天要么惶恐要么迷茫的时候，李光弼的头脑无疑是清醒的。他知道神策军的进攻在不久后即将到来，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也阻挡不了王源的步伐，他一定不会再给李瑁和自己喘息的机会。长安城将是最后的战场，能否守住长安城是朝廷存续的关键，他必须立刻做好这件事，他不能被眼下的困局所束缚，他不能让王源轻轻松松的便拿下长安，他还要在长安城中跟王源再斗一场。
十余万兵马和百姓败李光弼驱使着上城，本就已经城防坚固的长安城防再一次得到加固。城墙用沙包加宽了一圈，加高了数尺。城墙边缘的工事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加固，修建了上百座箭塔。
这些还不够，弓箭，床弩，投石车，滚木礌石火油，这些守城的东西要全力准备，越多越好。同时他还现学现卖，将通州城攻城时王源用的狼牙棒大钟摆的防守方法也付诸实施，在城墙外缘安装这些机关门道。
城外的护城河也加以清淤挖阔，拓宽了丈许宽，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丈宽。虽然看起来多此一举，但李光弼明白，哪怕是给对方增加一点点的攻城难度，都极有可能左右战事的成败。李光弼从大败之中已经学会了谨慎实用绝不盲目乐观的道理。
这依然还远远不够。李光弼还下令，以西城永安渠为界，设立第二道防线。永安渠宽达五十步，贯穿北边的景耀门和南城的安化门。这是个天然的屏障，没理由不加以利用。在永安渠以东，将沿河十三坊的坊墙连接起来，便是另外一道城墙。以此为基础稍加加固便可作为另外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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