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济一番话，让宇文温茅塞顿开，他琢磨片刻理顺思路后，开始和杨济讨论起试行开中法要面临的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盐产量。
开中法，是以食盐为物资交换的媒介，也就是把食盐作为硬通货，那么“开中”能够筹集的物资或者钱粮，取决于能够兑现的盐有多少。
总体而言，这是官府和商贾之间的公平交易，商贾按官府要求把指定物资或者粮食运到指定地点，那么作为报酬，官府要将约定好的盐引发放给对方。
然后商贾便凭着盐引到盐场支取定额的食盐，贩卖到别处获取高额利润，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商贾凭着盐引，能否及时、足额支取食盐。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其一，官府是否守信用，让商贾凭着盐引支取食盐；其二，是盐场有没有那么多食盐，让商贾及时、足额支取。
前者相对好解决，关键就在后者：广州盐场的食盐产量，撑不撑得起“开中”足够的物资、粮食去修栈道？
按照宇文温的规划，广州下辖的几个盐场，明年产量争取达到二十万斛，后年达到五十万斛，这个计划是否能实现还未可知，所以若试行开中法，盐引上食盐的数额，必须考虑到广州盐场实际的食盐年产量。
如果今年要试行开中法，那么官府发放的盐引，要到明年才能兑现，且数额最好不要超过十万斛，因为商贾手上的盐引若不能及时支取食盐，极易动摇人心。
“及时”二字有讲究，到底多快拿到盐才叫做及时？
当月抵达番禹，当月凭借盐引支取食盐，这是理想化状态，实际上很可能做不到，那么当月抵达次月支取，是比较合适同时依旧比较高的要求。
因为这要考虑到集中支取的问题，如果几位豪商同时带着巨额盐引抵达番禹，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总得第一个支取后再到下一个，那么轮到下一个时盐场的食盐存量极有可能不够，需要“现做”。
一旦遇到支取高峰，交付食盐的日期自然要顺延，这和产量有关，而产量又和天气有关，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晒盐进度自然放缓，所以手持盐引的商贾就要在盐场外守候下去，是为“守支”。
如果是遇到大规模集中支取，或者天气不好导致食盐产量下降，以至于出现“守支”的情况，大家都能理解，所以不至于人心惶惶，问题就在于万一因为别的原因导致“困守支”，那就不妙了。
所谓“困守支”，就是为守支所困，若按明代的情况来看，是商贾拿着盐引在盐场外等上数年甚至数十年都支取不到食盐，直接导致他们资金周转不上，严重些会出现资金链断裂，家破人亡。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无非是人祸所导致的。
有了盐引就能支取食盐，贩到别处便能轻松获取暴利，如此炙手可热的盐引当然人人想要，然而盐场的食盐产量就那么多，盐引数量有限，僧多粥少该怎么办？
好办，超发盐引，然后有后台的人插队优先支取，至于无权无势的普通商人何时能支取食盐，呵呵。
年产食盐五十万斛的盐场，其每年发行盐引的总额可以达到一百万斛以上，然后权贵及有后台的人通过运作大量掌握盐引，又总是能优先支取，那么盐场一年所产的食盐很快便被其瓜分完毕。
无权无势的商人，就只能眼巴巴在盐场外“守支”，然而今年的食盐没份，明年甚至往后数年的食盐同样没份，他们就只能拿着盐引在盐场外困守下去，是为困守支。
明初实行开中法，因为洪武皇帝极其恨贪官，谁敢乱来就扒皮，所以吏治不错，又定下制度只许商人获取盐引，故而基本没有困守支的问题。
从永乐年间起，朝廷放宽了限制，不仅限于商人从事“开中”获得盐引，这个口子开了便一发不可收拾，权贵们纷纷插手要分一杯羹，盐引超发的数量越来越大。
到了明中期，困守支的问题愈发严重，导致许多商人破产，或者元气大伤，官府再“开中”，没多少商人来接活。
杨济说到这里，并不是质疑此时的官府吏治腐败，他作为权广州总管和刺史，很大机会能转正，所以在他任职期间，不会出现因为吏治腐败导致商贾“困守支”的情况。
问题在于以后，实际上试行开中法，是为了解决修栈道这个燃眉之急，过后就此结束，杨济担心的是某个特殊情况一旦出现，该怎么办。
“大王，若按之前规划，下官在广州总管府任上恐怕不会太长，若继任官员营私舞弊，会极有可能导致出现‘困守中’的问题，届时栈道的修筑恐怕会大受影响。”
“修筑栈道费用折铜钱约一百万贯，那就是按一到两年内完工来算的，用的过半劳力是奴隶，这都要用钱买，不然你以为寡人吃饱撑的烧钱？
宇文温不认为这是问题，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你总要在任上做个一两年，离职时栈道即便还未完工也差不多了，继任的广州总管就算再腐败，也祸害不了这项工程。”
“大王，人算不如天算，计划好的事情，未必能如期完成，下官就怕离任时栈道刚修到一半，所以之前考虑到这一点，没有贸然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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