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太极殿外东侧，东堂，刚下朝的宇文温，与中书令王頍、礼部尚书刘焯继续商讨事情，第一件，就是皇朝使者出使东海倭国之事。
去年，倭国遣使周国，现在，周国要派出使者，在对方使者的陪同下，前往倭国。
使者此去，会携带国书，这国书该怎么写，很关键，所以“相关人员”之一的中书令王頍、礼部尚书刘焯，需要聆听天子的教诲，把握“核心思想”，确保国书达到应有的效果。
两国礼尚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周国和倭国交往却又不那么简单，其关键之处，就是两国究竟要以何种地位进行交往。
倭国当然不配和周国平起平坐，但对方不会自认为周国属国，那么以周国的观点，可以认为：你这海外撮尔小国不识好歹，莫要遣使来丢人现眼了！
但基于现实考虑（海贸），两国有加深交往的必要，于是双方国书里，如何自称及称呼对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为了这件事，宇文温的心腹张鱼，奔走于两国之间，最后作为宇文温的代表，和倭国权臣苏我马子作了种种细条，为双方遣使互访拟定了解决方案。
连接两国的外交桥梁，搭起来了。
去年秋天，倭国使者带来的国书里，倭王的开场白是“东海国王致书中原至尊无恙”，然后在国书里，先说了一通场面话，献礼若干，表达愿两国通好之意，末了，含蓄的请求封赏。
现在宇文温决定，周国的国书，就着倭国国书定的调子，以“中原至尊”问候“东海国王”为开头，说一通场面话，申明两国通好之意，末了，给予对方封赏。
封赏之一，赐金印，上书“周委倭国王”，这个做法，是依后汉故事。
封赏之二，封倭王王子（实际就是王太子）厩户为“征夷大将军”，自辟属官、筹建军队，为周天子征发东海虾夷（倭国东境的虾夷部落）。
而倭国和虾夷诸部的战争，早就延续数百年了，此举不过是周国正式认可倭国的行为是“正义之举”罢了。
宇文温给王頍和刘焯把这个调子定下来，之后国书该怎么行文，那就是中书省和礼部的事。
之所以如此安排，当然是费了一番苦心，宇文温既然不打算和倭国翻脸，又要给倭国权臣苏我马子以助力，帮助对方“刷政绩”，便要以如此方式搭建两国交往的桥梁。
不然，倭王要是敢在国书里说什么“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宇文温是要发飙的，那么使者还不如不来。
既然倭国遣使，国书就得模糊用语，以方位“东海”代称，倭王是为“东海国王”。
对方不想自认周国藩属，不想称周国皇帝为唯一“天子”，以维护倭王在国内的无上地位，可以，宇文温不计较些许虚名，那么对方就以方位称呼周国天子为“中原至尊”。
这样，就巧妙绕过了两国实际地位关系，给双方都留有足够余地以对内进行“解释”。
其次，周国赐予倭国国王“周委倭国王”金印，实际上是重申了倭国国王的地位、身份，等于说废话，但倭王得到了这枚金印，可以骄傲的向国内臣子宣称，自己的王权获得了“中原至尊”的认可。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周国封倭国王子（王太子）厩户为“征夷大将军”，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在这个前提下，周国使者到倭国京城，倭王不必亲迎，只需要让身为储君的王子（王太子）代为效劳，叩谢“中原至尊”对自己及大王的封赏。
如此一来，倭王可以回避，由储君接国书，礼节上的难点就绕过去了。
征夷大将军一职，是周国所封官职，所以，受封征夷大将军的倭王王子，名义就成了周国臣子，别国储君成了周天子的封臣（名义上），天朝上国就有了面子。
周国朝廷喉舌可以将其鼓吹为“倭国已臣服皇朝”，而倭国朝廷喉舌同样可以鼓吹“太子得中原至尊看重”，虽然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相对的，倭国王太子得了这个封赏，多了个金光闪闪的大义名分，讨伐起“东夷”（虾夷），多了个冠冕堂皇的由头：不是我们倭国看你不顺眼（想抢你们的地盘），是大周天子看你不顺眼，让我来讨伐你！
对于国内贵族而言，倭国王太子得中原天子“看重”，被任命为周国大将军，谁要敢不听调遣...
那就是对抗大周朝廷！（王太子一方的说法）
对于倭国来说，储君得了中原王朝封赏，即表示中原王朝对储君的认可，这种认可并没有将倭王“矮化”为周国藩王，因为将来太子继位，依旧是尊贵的大王，而大将军一职，自然由新任王太子继承。
倭国王位变动，不需要向周国朝廷报备、同意，因为倭国不是周国的属国。
倭国需要报备的，是“征夷大将军”这一职务的变动。
如此安排，可谓两全其美，反正宇文温没打算和倭国翻脸，礼节上做出些许让步，算不了什么，毕竟周国没有让对方和自己平起平坐。
可想而知，极力主张两国通好的倭国权臣苏我马子，为倭王讨得“周委倭国王”金印，又为王太子讨得“征夷大将军”封赏，在国内的声望必然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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