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私第，房玄龄在书房写信，向远在家乡养病的父亲房彦谦问安，并简要说明自己在长安的生活，一切安好，请父亲不要担心。
房彦谦年逾七旬，前两年大病一场，侥幸捡回一条命，但身体已经不行了，于是告老还乡，在家乡颐养天年。
房玄龄让妻子在家乡照顾父亲，自己在长安为官，作为东宫佐官忙碌着，时不时和父亲通信。
如今有了电报，以房家的收入完全发得起电报，但房彦谦坚持书信往来，一来是能省则省，二来邮政也方便，写信能写许多内容，不似那电报，寥寥十余字，千言万语根本就表达不出来。
房玄龄写完信，小心装进信封，又仔细写好收信地址，将信件放好，待明日让仆人去邮局寄信。
喝了杯茶提神，他拿起放在案头上的厚厚资料，翻看起来。
朝廷要修订《大周律》，涉及诸多分篇和条款的修订，其中，对析产进行了详细规定（拟定），房玄龄此时就在研究相关条款，看看要如何向太子提建议。
析产，可以分为“析分”和“继承”，自古以来，各朝代律令都有相关规定。
析分，指的是父母在世时，儿子们结婚分家、另立门户，是为析分或生分；继承，是指父母年老或者去世后，儿子们分割家产。
继承，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家产传承，析分是兄弟们之间的家产分配。
分家析产表面上看，是儿子的家和父亲的家分离，实际上是兄弟们共同传承了父亲的家。
继承又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指的是爵位、名誉等，自然是嫡长子来继承，其他人没份。
而析分，并不是一次性析分，为多次析分：
一户平民五口之家，一般只有二男，也就是父亲和成丁未婚的儿子，大郎成婚后一般就分家出去，于是父亲和长大的二郎（次男）构成新的“二男”。
如此循环，直到所有儿子都分家，父亲也老了，这连续几次的分家，就是多次析分，等到父亲去世，诸子分割财产，是为继承，而一般情况下，都是诸子均分。
所谓“诸子均分”，指的是儿子们均分家产，这里所说的“诸子”，指的是妻生子、妾生子、婢生子，至于奸生子，要么没分，要么分财产时，所获份额为妻室所生子的一半。
然而，实际情况却往往不同。
自魏晋以来，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五世通财”、“七世通财”甚至“累世通财”的大族，至于世家、士族也多是如此。
因为儒家伦理观点认为，父祖在时，子孙别籍异财就是大不孝，还会造成兄弟间不悌，所以极力主张同居共财，那么自古以来就有的家产析分，基本上在这些大族身上是不起效果的。
与此同时，嫡庶有别，庶出子虽然是父亲的儿子，但在家庭中的地位极其低下，形同仆人。
父亲在世时，庶出子未必得看重，析产更不用想，等父亲去世，嫡母、嫡子把持家产，庶出子哪能分到什么。
嫡庶有别，使得嫡庶兄弟之间的关系很差，庶出兄弟在嫡出兄弟面前，连仆人都不如。
更别说同居共财的存在，使得族产控制在主支、嫡系手上，庶子们想要沾光都艰难，跟别想对家产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
所以历朝历代律法中，即便对于家产继承规定了“诸子均分”，根本就是具文（空文），在大族那里行不通。
当然，嫡庶有别的情况在各地多有不同，在江左，不怎么讲究嫡庶之别（相对），但在河北，庶出子甚至都没资格入族籍，想要“诸子均分家产”根本就是笑谈。
因此，法理和现实存在很大差异，律法规定的家产继承、诸子均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
但是，即将修订的《明德律》，却要做到。
《明德律》分篇《民律》，对于户籍和继承及析产有规定（拟定），首先是主张“别籍异财”，也就是要求父祖在世时，子孙成婚或成年，就得另立门户、析分家产。
严格执行一户五口的户籍政策，而条款中的“子孙”，自然是不分嫡庶的。
父亲再讨厌那儿子，也得析分一定财产相助成家，其额度，按父亲名下家产至少十分之一给（拟定）。
第二个儿子成婚分家，父亲又要将此时名下家产十分之一给儿子。
若父母去世，诸子分家产，不分嫡庶，均分，即诸子均分。
当然，这种均分并不是简单地将家产平均分成若干份，要考虑一些因素。
譬如《民律》拟规定嫡长子、嫡长孙不得和父祖分籍，以便赡养老人，所以在继承家产时，嫡长子（嫡长孙）应该多得一些，作为赡养父母的补偿。
还有，均分家产时，未成年的幼子要多分些（相对），以便成婚所需。
这样的规定，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具备处罚能力的律法：谁敢违反析分、继承时诸子均分家产的律法，处流刑，依据情节轻重，到不同距离的流刑地待上若干年。
最远可到万里之外的澳州。
房玄龄知道，若是《民律》里的“别籍异财”、“诸子均分”都一一落实并严格执行，一场浩劫就要降临了。
别处不说，河北多有同居共财的大族，旁支众多，一旦朝廷强力推行新律，必然导致这些大族包括许多士族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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