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志会摇头道：“法医推测被害人年龄大约在40岁至50岁，儿子太大，孙子太小，这种可能性不大。”
韩均很愿意看他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分析，不急着揭开谜底，示意他们继续。
没想到他们没来得及开口，赵振兴倒自言自语地说：“如中只是一个县城，抛尸现场又在农村，除了从事过文教工作的文化和教育部门的人以及学生之外，写毛笔字的人应该不会多，而且已经排除他是本地人的可能性，顺着这条线索真不太好查。”
“夏主任也感觉很难头疼，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着手。”
对案发地环境不熟悉，想理出个头绪确实不容易，韩均不再卖关子，轻描淡写地说道：“我在如中长大的，回国后又经常回去，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排除掉这些可能，就剩下一种可能。”
赵振兴将信将疑地问：“什么可能？”
“被害人可能是和尚或道士，专门给人家做佛事的，他们天天写毛笔字，很容易沾上墨汁。”
看着三人面面相窥的样子，不得不耐心解释道：“农村不比大城市，做佛事的全是假和尚假道士。出来穿身僧衣或道衣，做完佛事脱下来回去。有老婆孩子，只是一个职业，跟信仰无关，很多和尚穿袈裟，戴唐僧那种帽子，连头发都懒得剃。
上次我们回去祭祖，我姐就找了一班假和尚假道士去搞了大半夜，又念经又是敲锣打鼓，最后还有戏班子唱戏，看上去挺热闹，瑶瑶拍了好多张照片，并且他们大多是外地的。”
袖子上有墨汁留下的黑斑，又符合外地人这一特征，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沙志会不敢耽误，急忙向夏莫青通报这一大胆假设。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夏莫青立即制定清查方案，连夜组织警力走访询问在如中做佛事的所有宗教或非宗教人士。
快到江城的时候，赵振兴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韩处长，你老家的亲朋好友明明知道他们是假的，为什么还会受骗上当？”
韩大处长挠了挠头，一脸苦笑着解释道：“首先这些年渐渐掀起丧事大操大办的风气，如果谁家死了人，几个‘七’不请和尚道士去做一下，那就是不孝顺，那会被人骂的；再就是农村没那么多真和尚真道士，不找他们能找谁？
上次回去听说政府开始管了，收钱，做一场佛事要交几十块钱，管那帮假和尚假道士收。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也算按章纳税，算合理合法。其实真和尚真道士又怎么样，不就比他们多几个证吗？”
“精神文明建设没跟上啊，不说这些啦。”赵振兴伸个懒腰，饶有兴趣地问：“韩处长，回去之后你打算怎么安排？”
“什么怎么安排？”
“案子啊。”
“又不是没人查，我的工作结束了。”
韩大处长狡黠地笑了笑，接着道：“领导太多，除了您和曹处长之外，其他人又不是很熟。‘801’肯定不能呆，律所同样不能去。您我信得过，曹处长我真不太放心，所以连家都不能回，省得被骚扰。”
“避而不见？”
“不是避而不见，是没必要见。当您是朋友才说这些的，您可不能出卖我啊。”
赵振兴彻底服了，欲言又止地问：“那……那清查期间有什么事怎么找你？”
韩大处长理直气壮地说：“能破则破，破不了留给追查科慢慢研究，能有什么事？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很忙，不会再掺和公安厅的事，所以谁也别找我，找也找不到我。”
身份越是超然的人，朋友越多。
曹维清说得很清楚，眼前这位省领导非常器重，作为省法律顾问团首席涉外法律顾问，他去省委省政府像回家一样，见书记高官比一般厅长求见容易多了。
并且横跨教育界和企业界，他是千人学者，女朋友也是，连手下几个律师都在几所法律院校兼任教授，跟院士、千人学者、百人学者、长江学者关系非常好；企业界更不用说了，他帮着打涉外官司的全是大企业，他那些老总朋友在省内乃至国内非常有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他跟谁都没有太多利益纠葛，同样不会有什么利益冲突，连打“洋官司”都是靠本事赚钱，整个一好好先生。
初来乍到，赵振兴很愿意交他这个朋友，半开玩笑地问：“韩处长，我辛辛苦苦跟你跑了两天，给你当两天跟班，你就不请我吃顿饭？”
邓南晴跟沙志会相视一笑，暗想指望处长请客吃饭，恐怕只有四中老师才能做到。
不出她所料，韩大处长振振有词地说：“赵厅长，您是曹处长的朋友，就是我韩均的朋友，关系已经很铁了，用不着那么俗套。”
曹维清那个部刑侦局党委委员、副巡视员都不请，不请他这个没任何隶属关系的副厅长很正常，赵振兴并没有哪怕一丝不快，似笑非笑地说：“关键我是个俗人，要不我请你。”
“洋葱宝贝”和“法官大人”在家等着呢，韩大处长哪有时间应酬，连连摇头道：“更没必要，我回家有饭吃，您去宾馆同样有饭吃，我们各回各家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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