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如今已越来越像是一座城市了。
讲真，烟台这个从明末火路墩（还是已经半废弃的火路墩）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今已经愈来愈脱离军事要塞的特点，融入了更多城市的元素。你看，烟台外城（当年豪格所筑城墙改建、加固而成）内商店、当铺、集市、银行、菜场、茶楼、饭馆等民用设施越来越多，人气也越来越旺，很多商店和饭馆生意好得不得了，这或许从侧面印证如今登州府——好吧，至少是烟台城——经济的繁荣。
在外城墙以外，大量附郭建筑这些年也逐渐兴建了起来，其中既有民家住宅（多为军人家属），也有其他功能的商业性建筑，以服务居住于烟台的大量军政官员子弟及家属。比如，新近调任远东的陆军第七混成营一千多官兵，很多人就在这里娶妻成家，尤其是部队里的那些波兰、乌克兰裔士兵，纷纷一掷千金，仗着占领军的身份，娶了在本土很难娶上的明人女子为妻，也算是赚到了——如果他们的后代再坚持与明人通婚，如此两代过去的话，差不多也就能彻底融入东岸的社会体系了，不然总是有些困难。
而除了依托城墙形成的城区外，在芝罘岛、崆峒岛、养马岛等重要的工业区、行政区，也有一个个小型社区逐渐成型，平日里的对外贸易也相当频繁，很多在烟台海洋局注册的渔民或商人驾驶沿海小船不断来回，西至莱州部分府县，东抵威海、荣成一带，生意做得飞起，自然而然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其中不乏满清朝廷派过来的细作，不过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根据登莱开拓队最新的调查、估算得知，烟台县的人口即便几经分流，却仍然在1664年中达到了四万余人的规模——因为之前无论是邵树德时代还是常开胜时代，都更希望烟台作为一个纯粹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堡垒存在，故多次分流人口至其他人丁不旺的州县。但时间一长，机构臃肿的首府城市其人口数量总是节节攀升，挡都挡不住，因此到最后他们干脆也放弃了，任凭烟台的人口不断增长，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州望县。
烟台明末时原本所属的福山县，在这个时代人口更是早早突破了十万人，成了登莱开拓队统治区内人口最多的县份，冠绝总计十七个州、县、卫（含仆从军的驻防地），甚至比登州等历史名城的人口还要多（登州每年都有人跑去烟台等地），也是奇哉怪也。
与烟台、福山紧邻的宁海州，虽然在崇祯末年惨遭阿巴泰率领的清军屠戮，然后又在明清鼎革之际吃了几次挂落，豪格征烟台之时更是被大肆征发，辗转沟壑间的死难者众多。但承平了快二十年后，宁海州的人口也缓慢增长到了三万人左右，虽然比不上烟台、福山、登州、文登等地，但至少比那些卫改县要强上许多吧。
而且，宁海州在数月前基本上已经确定是要划拨给登莱开拓队政府直辖了，原因是常开胜对这座近在咫尺的州城被仆从军治理得乌烟瘴气（公允地说，其实还行，是明末中国平均以上水准了）感到有些不满。当然更大的原因是原山东新军第四师的师长陈之龙病逝，几个儿子为师长宝座争斗不休，东岸人支持了其中比较恭顺的一个，条件是让其移镇莱州府即墨县（原山东新军第二师秦尚行部的汛地），为逐渐有些紧张起来的莱州局势未雨绸缪。
即墨县是小县，人口也少得可怜，尤其是在第二师官兵及家属两万余人集体移民东岸之后，这个县的经济就彻底衰败了下来，如今除了少数小农经济外，基本是处于了无生气的状态。因此，让第四师五千官兵移镇即墨县，他们其实是不怎么乐意的。不过谁让这会形势特殊呢，陈之龙的长子陈全忠（为巴结东岸人而改名，也是奇葩）为了取得师长宝座，一面向父亲的老部下大肆封赏，一面向东岸人摇尾乞怜，最终让出了宁海州，带着全师五千官兵去即墨县驻防了，也是蛮拼的。
宁海州收归登莱开拓队直辖后，预计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毕竟其是州城，农业及区位条件都不差，好好弄还是可以起来的。之前这个县之所以半死不活，原因很多，其中既有明末以降多次被屠戮以致人丁稀少的因素（这从第四师七成以上的粮饷要东岸接济就能看得出来），也有军阀剥削的因素在内。现在换了东岸直辖，其与福山、烟台两地的经济、物资和人口交流将越来越频繁，形成一整个经济圈也是指日可待，未来发展的前景大为可期。
对了，登莱开拓队队长常开胜已下令将宁海州的名字改成古名牟平县，以区分同样属于东岸人辖下的温州府宁海县。烟台、福山、牟平、文登（三四万人口）四个紧挨在一起的东岸直辖县份，加起来已经破了二十万人口，几乎占了整个登州府的四成，且农业产出相当不低，对外贸易发达，捕鱼业近些年也渐渐有了一定规模（当然仍不可避免地要从黑水大量进口腌制的鲑鱼、秋刀鱼、沙丁鱼等食品）。烟台港几乎每年都有不少船只前往宁波、朝鲜和黑水做生意，甚至还有一些胆大妄为的商人，从黑水造船厂订购一百多吨的捕鱼船进行改装，然后前往日本萨摩藩甚至清廷近海做走私生意，也是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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