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完酒的邵元义晕乎乎地回到了临时住所。
这里是北宁镇，北宁地区的首府核心，一座建立于800米高原上的年轻城市。虽然在纬度上该城卡着热带的边缘，与广州差不多，但由于高原的存在，使得该城的气候不至于与广州那么一般炎热，是块宜居的好所在，故近年来的愈发吸引了很多国内出生的二代国民前来拓荒、定居——由于老家的公地比较抢手，不是每个人都能分到，因此很多等不及的二代国民便只能到所谓的“边疆地区”来拓荒、定居，故北宁地区的人口增速较快，目前全地区人口已经达到了近三万二千人，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北宁地区的人口密度也存在着地方差异，比如昌顺县因为港湾条件优良、交通方便，因此该县四个乡镇总人口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作为核心的昌顺港人口更是逼近六千，繁荣异常；与昌顺县相比，北宁县（本月初成立，是为全国第55个县级行政单位，下辖北宁镇、平湖乡、承平乡、承恩乡、昭庆乡、容城乡）全县六个乡镇加起来才一万三千多人口，人口密度确实相对较低。
造成这种令人尴尬的状况的原因，毫无疑问应该是巴西地盾了。这个隆起的高原一方面给北宁镇的居民带来了相对凉爽干燥的气候，同时也阻碍了该地与沿海的交通，使得大量来自本土的物资只能通过骡马队小心翼翼地翻山越岭进入巴西高原，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相信要不是当地有葡据时代攒下的“农业遗产”的话，估计东岸人都没太大兴趣开发这片儿，顶多也就派个几千居民象征性地到这边拓荒，以示占领吧。
但即便当地有葡萄牙人的所谓遗产，但现实的交通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家，因此本地的条件比较艰苦也就理所当然的了。邵元义所在的北宁镇就是如此，葡萄牙时代花费无数人力物力兴建的石质建筑已被地区行署、县、镇三级政府占据；后来的诸如巴西农村金融合作者等企业单位只能在外围兴建了一水的木结构房屋，充作办公场所；比他们更艰苦的是陆续迁移而来的拓荒者，他们只能砍伐野外的巨型芦苇，用芦苇杆与树枝做墙壁、芦苇叶和干草做屋顶，勉强充作自己的容身之所，也是苦逼得很。
邵元义此刻住的二层木屋旁边就有这么数十间窝棚式的建筑，这是最邻近城区的某个乡村，住着大约一两百名拓荒者，既有转正的乌克兰非国民，也有大量来自明国淮安府的移民，以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作物为生，兼且饲养一些牲畜、家禽，酿少量葡萄酒，生活也还算过得去。
这会已经是晚饭时分，家家户户都在窝棚外面支起的土灶前做起了饭。对于他们的日常饮食，邵元义早就烂熟于胸了，因为在给村民们诊病时已经见过太多。简单来说，主食多以粗粮馒头、玉米粥为主，刚刚断了救济粮供应的他们有理由节省一些，毕竟未来家里的房子翻修——或者所重建更合适——赎买更多的土地、购买大牲口以及农具、种子，都是需要不少钱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只有县城才有一家小规模的机器磨面厂的北宁县，你想吃点什么精细的主食，委实有些困难，更别提那些让人留口水的烟酒糖什么的了，不是没有销售，而是数量少、价格贵，即便是南方过来的二代国民买起来也有所顾虑。
主食都这样了，副食就更是不堪了。邵元义曾经有幸在一位患了脚气病的村民家里吃过两顿饭，菜肴方面真的乏善可陈，除了两种不知名的蔬菜外（真的很难吃……），还有东岸名菜“西红柿炒鸡蛋”（估计是为了邵医生前来特别做的），另外就是一些据说主人他儿子跑去县城买回来的腌鲸肉（肉质较粗，但胜在廉价，当然长途转运至此时也不怎么廉价了……），让吃惯了精细食物的邵某人是百感交集。
这拓荒百姓的生活还是太艰苦了哇！当然在东岸生活日久的邵元义已经忘了，当年在大明时过的是什么苦日子，与如今这在北宁地区的生活比起来，那是大大不如的，因此无论是明国来的百姓还是转正的旧大陆劳务工，其实对生活都蛮满意的，且还对未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充满了信心，这便足够了。
喝了起码半斤白酒的邵元义将外衣敞开，搬了一个光滑的树墩坐在门槛外面，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眼前充满生气的乡间风景。这会已经是东岸的深秋季节了，日头比较短，才五点多钟呢，天色便有些昏暗了。几个七八岁的顽童照样在玩着“红透整个东岸乡间”的打仗游戏，只不过敌人的角色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变成了图皮人，邵元义看过去，只见几个头上插着鸟毛的“印第安人”被一群头戴大盖帽的孩子扑倒在了草堆上，嘻嘻哈哈的声音响个不停，直到各家的大人一个个赶过来揪着他们的耳朵往回拎为止。
村头某家貌似打到了几头鳄鱼，邵元义估摸着，应该是在铁特河畔抓到的，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工具。这种凶猛的动物在东岸境内分布极广，最南边甚至可以达到鸭子湖南端，数量几有数十、上百万头之多，但在几十年来不间断的捕杀之下，目前鸭子湖流域的鳄鱼已是不多了，甚至已到政府不得不发牌照限制捕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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