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对李难先给出的两万银元的报价有些不是很满意，但他清楚差不多只能这样了，再多的话过犹不及。李难先这个人，现在经营着大发永航运字号，虽然主要做湖北那边的生意，但未来也是有可能扩展到川中的，这对四川幕府的意义很大。毕竟，他们辟处内陆，对外交通始终是个大难题，如果大发永能给他们解决这个方面的麻烦的话，倒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另外，李难先身上的东岸背景也始终让刘奇有些忌惮。作为大顺国内的一个半割据政权，四川幕府一直很注意维系与东岸的关系。当初因为南征明朝而导致的两国关系交恶，四川幕府也没有为难辖区内的东岸人，不但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同时还派兵沿途互送出境，商站内的礼物也都花钱买下了，不让东岸人遭受大的损失。
从这些举措就可以看出，他们不想也不敢得罪东岸人，他们发展经济所需的机器，发展军需所需的武器军资，都要从东岸人那里购买。因此，作为东岸买办的李难先，在刘奇眼里也就属于需要慎重对待的人了，而不是川中其他那些可以随意揉捏的商人，两者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因此这会他在考虑再三后，最终认可了李难先提出的两万元的捐款，当然这还需要刘大帅的批准，但刘奇认为问题不大。
与李难先类似，张绍宗想涉足四川的生丝、锦缎生意。成都古称“锦官城”，速来以精美的丝绸制品闻名，行销整个川中及周边数省。东岸文化根植于中华文明，自然对这些东西也十分热衷了，一匹辣子成都的锦缎，在宁波和登莱的售价并不比苏杭的低多少，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只可惜刘忠贵占领四川后，因为忙于东征西讨的缘故，四川的锦缎出口量并没有多明显的增长，甚至还因为赋税过重、治理不善的关系而略有下降，与蓬勃发展的苏杭织锦产生了鲜明的对比。有鉴于此，在与黄伯超的合资纺织厂走上正轨后，张绍宗这位大买办打算开始丰富自己的产品线，即增加绸缎的出口。在这方面，基础不错的四川无疑是最好的投资地点。
张绍宗已经想好了，就在成都开办一家缫丝厂、一家绸缎厂。前者生产生丝，后者织绸，同时也向农户、织户大量收购成品，只要质量合规，一概敞开收购。他已经打听过了，这玩意不但登莱、宁波等地有很多消费需求，就是在东国本土，对这种商品的需求量也十分庞大。台湾银行的人和自己明说了，有多少买多少，价格好说！
销路已经确定了，那么张绍宗再不知道怎么做可就是傻瓜一个了！因此，他巴巴地来到了成都，打算取得此地的实际统治者刘忠贵的许可，正式开始经营生丝和绸缎生意。为此，他也愿意报效军需两万元，都是成色十足的大泊铸币所铸造的鱼洋，购买力坚挺，相比应该能让幕府满意吧？
老实说，刘奇对能收到四万银元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数额有些少，但这两人是什么身份？能当一般商人对待么？再说了，他们愿意在这里办厂，那这就是长期的生意，以后不但缴纳商税，同时有摊派的时候也能出点钱，整体好处还是很大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两人也比较懂事，不但给节帅大人准备丰厚的礼品，同时自己也有一份。刘奇刚才瞄了一眼，那是一份台湾银行发行的无记名存单，价值两千银元。这可是一份大礼了呢，值得自己为他俩的事活动活动。
而在谈完了生意方面的事情后，刘奇又趁机问起了如今宁波的情况，即东国人与顺国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全面解冻的意思，战马、武器、铠甲、机器设备等商品何时可以重新出口至大顺。对于这个问题，说实话李、张二人不好回答，因为他俩层次还不够高，不够接触到这类军国重事。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依稀的印象，模模糊糊地判断，如果大顺能在一些条件——比如人口——上满足他们的话，也许事情还有转机之处。
这个判断老实说缺乏实际证据支持，但李、张二人下意识觉得东国人的宁波政府的首要任务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号角报》和《国民报》报道的内容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这保不齐就是政策转向的标志，因此他们大胆地做出了上述猜测。
刘奇对他们的说辞也半信半疑。如今四川幕府的局面谈不上多乐观，征南明虽然顺利获得了半个云南，但也让长沙方面对他们的警惕和压制进一步增强，很难说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而且，在收编了大量明朝降军之后，现在刘忠贵麾下的兵马总数赫然接近了十万人，雄壮已极。但问题同时也存在着，那就是新收编的人马普遍装备较差，急需改善。而老部队呢，装备在一系列的战斗中也多有损耗，很多是己方无法修复或补充的，只能外购。
最近刘奇正为这事伤透了脑筋呢。长沙枪炮局的装备肯定不会给他们的——或者说不会优先给他们——他们只能自力更生，在成都枪炮局正式建立起来之前，他们所有的军资武器都只能依赖东岸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更别说，即便是正处于筹建状态中的成都枪炮局，其所需的很多机械加工设备，不也得依赖东岸进口么？
因此，综合以上多个因素，作为节度掌书记的刘奇，对宁波方面政策风向如此关心，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他是真的希望东国立刻解禁对顺国军事物资及机器设备的出口限制的，他们是真的需要，急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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