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评区和贴吧，看到同学们对小邓用人上讨论的很热烈，有同学认为，小邓不重用姬宗周和潘贤二，未免稍嫌气度不能容人。
我个人来说，是这样认为的：
元末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一部分都是自视为元人，蒙元的臣子，把蒙元看做了正统。举两个例子，一个刘基，这个应该是元末最有名的一个知识分子了，但是在他投朱元璋之前，却是积极地为蒙元出谋献策，不遗余力地辅助蒙元的地方将领，大力地镇压方国珍等人。刘基的简历如下：
1333年，刘基年仅二十三岁就考中了进士，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
1336年，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
1348年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因此而大惧，厚赂刘基，“却之”。刘基不肯收取他的贿赂。方国珍收买他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它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
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
又在他的诗中《次韵和孟伯真感兴》里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在《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中写道：“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
可见他是一心向蒙元效力，只是不得其用。
即便他还乡之后，他还是不改对蒙元的忠诚，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着《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
直到至正二十年，也即1360年的三月，他才应朱元璋之召，去了金陵，从此才能够得以发挥出他的聪明才干。而据说，他之所应召，开始也还是不愿意的。朱元璋派去请刘基出山的，是他手下的一个能臣，叫做孙炎的。刘基初不愿出，孙炎给他送去了一柄剑，意思就是说如果刘基执意不肯出山，那就让他看着办吧。是自杀？还是等朱元璋去砍他的头？随其选择。刘基这才不得不出山。
元末，像刘基这样的知识分子比比皆是。如果说刘基是谋士一流的代表人物，那么另外一个，叫杨维祯的，则便是元末文人的代表人物。很有名气的一个文士。号为铁崖，是为元末诗坛的领袖。也是浙江人。他做过一些小官，为官时期，也是很清廉的，想为百姓做点事。但是，后来张士诚造反，召过他很多次，可他从没应过召。即使在张士诚投降了蒙元之后，也是如此。他依旧还是不肯应召。也许在这其中，他有明哲保身的意思，但是对义军的反感却也是不言而喻。蒙元正统论，曾有争执，有以蒙元为正统的。杨维祯给蒙元上过书，虽然认为也当以宋为正统，但是他却也是承认了蒙元一样也是正统的。
刘基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为何却只给了他诚意伯的爵位？不给他公倒也罢了，为何连个侯也不肯给他？有猜忌功臣的意思，但是我以为，更多的却应该就是因为他从前的经历。朱元璋又为何对知识分子很不尊敬？采用了一些酷刑烈政？我以为，除了他巩固权力，以及他的出身关系之外，也应该与元末有很多的知识分子皆忠诚蒙元有关系。就像是张士诚的名字，有个轶事，就是说朱元璋重用文臣，说知道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有一个他的旧人不满意，就说，士诚这个名字，便是文人起了来辱骂张士诚的。“士，诚小人也。”这则轶事或许确有其事，或许当时人的附会，但是为何会有这种说法？还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多忠诚蒙元，难以得到义军的信任。自然，这也是有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不能说这些文人就是不对的。在当时，国家、民族的观念毕竟还没有形成。又并且，红巾起事，杀的地主豪门确实为数不少，也可算是知识分子的阶级敌人。不止元末，没有哪个朝代不是把义军称为“贼”、“流寇”的，究其根本，即使义军起事，地主豪绅之流，首当其冲。他们是现有制度的得利者，当然敌视义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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