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的是天下如今的制度，农夫禁锢于封地之上，不得离开也不能离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让贵族们都穿草鞋短褐就可以的！你这是治标，而非治本！”
高孙子也厉声道：“你说的对，我从不反对。但是，这些东西也确实让沛县富庶而天下其余地方封地上的农夫受苦！我不反对革新天下的制度，但我希望墨家在过程中也要心怀天下万民！”
“如水而净，不能沾有淤泥。”
适反击道：“子墨子言，利弊需权。能得大利而取小利，是为害！我这是在为天下大利而做，你那样只是为了天下小利。和王公贵族们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就得靠打！”
“打，需要钱，需要粮食，需要铜铁。”
“打胜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王公贵族们这些天下的蠹虫！到时候才能够大利天下。”
“今日市贾豚也在这里，你问问他，如今一门炮的铜，需要多少粮食换回来？沛县只靠农业土地，能不能撑得起现在的义师？撑不起，又谈何将来大利天下？”
在场这几人，不是适的嫡系，就是高孙子那一派系的，有些话可以说的明白一些，不需要任何的遮掩。
两人的矛盾不只是奢侈品的问题，还有今后一系列的经济政策。
高孙子这一派的，算不上最极端。
墨家最极端的一派衍生，还有一支严重超脱了时代的、希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市贾不二价”的极端小农空想的派别——以劳动衡量每种商品的价值，等同于价格，进行定价不得违背，从而使每个人的劳动都能换回同等的劳动产品，既有交换，又无资本升值，于是天下大治。
虽然阐述的并不明确，但其阶层本能还是给出了一个这样的幻想，并且随着墨家的一些理论的产生愈发完善。
市贾豚最早跟随适接触一些经济上的东西，也掌管着墨家的财务支出，因而是便希望市贾豚能够用很现实的东西，稍微击碎一下高孙子过于理想主义的想法。
市贾豚早就希望让两人不再争吵，见适问，急忙答道：“便以一门六百斤的铜炮来算，不提工匠，只说所用之铜。”
“六百斤铜，可熔小钱三万。以越、齐、三晋的粮价来算，三十钱一石粟米。这一门炮所折合的粟米，就是一千石……”
“楚之县尹，年俸不过万石，单以年俸不算禄田封田，楚国县尹一年也不过能折十门炮的铜。”
“在沛县不曾变革之前，牛耕铁器良种新谷堆肥不出，九口之家，刨除掉自己所吃用，若丰年，扣除租税赋用，所得不过两石。”
“这一门炮，若以之前来算，就折五百户九口之家一年的余粮。近五千人的余粮全部征集，才堪堪一门炮！”
市贾豚所言的，自然是一系列的农业变革之前，劳动生产效率和单位亩产极低的情况下。
像是鲁阳公那样的县公，他的禄田名义上可能也就三五千户，剩余的则属于治下的封田，至于私吞并集的土地当然更多。
这样的数目说出，那是触目惊心的，也是天下农业不够发达的直观体现。
高孙子默然，他也知道很多东西价格昂贵，却没有直观地了解到能够昂贵到这种程度。
但他转而又问：“如今沛地稼穑即已变革，一千石粟米，还是很容易的吧？”
此时的石，是周制的小石，折合粟米大约三十斤，一千石粟米也就不过三万斤。
这放在以前，确实算是一笔巨额的财富，但在如今的沛县，实在算不得什么。三万斤粟米或者小麦，莫说五百户，恐怕一百户的农夫都足以不动筋骨的拿出，折合下以九口而算不过每人三十斤。
以如今两季法种植，辅佐以土豆地瓜之类的食物作为辅粮，三万斤粮食不过是百亩之田的全部产出，高孙子算来似乎便宜的不像话。
市贾豚闻言，接话道：“适之前说过，一农夫一年产四百斤粮食和产八百斤粮食，那不是一倍之差。”
“人要吃三百斤，原本只剩余一百斤可以交换或作赋税。现在产八百斤，那实则余下五百斤，可以交换的数量是五倍。”
“实则不止如此。佐以瓜菜和其余新种，所能交换的更多。”
“但是……越、齐的粮价，不是沛县的粮价啊。这些粮食，是不能够直接换铜的！”
“而且，本地的铜基本都被我们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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