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仁义，与儒家的仁义是截然不同的。仁是爱自己的爱的一种推广，义是利于天下的一种梦想。
适见高孙子解读了义，于是又问道：“那么你对巨子所言的‘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若左目出右目入’。又怎么看呢？”
这番话，涉及到儒墨之争的一大后续，也就是孟子见告子关于仁义的争论。
当然，也是告子被墨子认为“告子这家伙行仁义，如同踮起脚尖使身子增长，卧下使面积增大一样，不可长久”的重要原因。
告子的仁义观，不完全是墨子的仁义观。至于说孟轲与之辩论，到底是胜了、还是在写文章的时候自己认为胜利了，那也难说。
因为墨子很明确的指出：仁，仁是爱，义是想要利于人的想法。仁和义，是心里想的。都是内，不能相为内外。
得到爱、得到利，都是实在的、物质的、可以感受到的、直观衡量的。得到爱和利也不相为内外。
是仁就说是内，是义就说是外，把爱利和所得到爱利混搅一起，不分内外，这是狂举。好比说左鼻孔出气，右鼻孔入气一样的荒唐。
墨子自己是反对“仁内义外”的说辞的，但是告子却用“仁内义外”的说辞去怼孟子，告子并未完全理解墨子的经义。
这位说出“性、食色也”的人物，此时在墨家内部远远比不过适的地位。
因为墨子整天听到的，是弟子们经常打小报告或是在聚会中直接批评说是“告子这个人，口言仁义但行为很恶劣，请将他开除算了……”
所以适对于高孙子说自己“不仁”这个定义，极为不安，而且极力想要说服高孙子。
想要说服，就必须要用墨子的定义，否则的话那就是墨家和其余别家的辩论的，后果很严重。
用墨子的道理，那叫内部讨论。
用外部的道理，那叫叛了墨家之义，以别家学问攻讦墨家。
别人可以这样说，他这个候补的七悟害这么说，那就可笑了。
其实适很明白墨子的想法，因为“仁”是个好词，墨家已经担着“无君无父猪狗不如之禽兽”的骂名，所以不可能再自己说自己“不仁”。
墨子耍了一个小花招，把天下都认为很好的词汇“仁”，变换了意思，变为了纯粹的爱。
从始至终，墨子一直在说“仁就是爱，而且是爱自己的那种爱，所以每个人都有仁，只是仁的程度不同”。
墨子把仁换成了爱己之爱，也就把儒家评判仁不仁的意义给毁了。
因为儒家的仁，更像是一个标准，拿着这个标准量一量，然后评价说这个人仁、这个人不仁……
墨子这么一改，意思全变了。
墨家语境下，你不能说这个人仁还是不仁，你只能说这个人和别人比是不是更仁或更不仁。
仁从一个魔幻的、模糊的标准，在墨家语境中变成了一个只有比较才有意义的东西。
一旦仁变为了一种如同高矮一样的东西，就落入了墨子的“物甚长甚短，莫长于是，莫短于是，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于是”的逻辑陷阱。
给你一根单独的木棍，你说它是高还是矮？
很明显没有对比高矮也就没有了意义。
也就是说，墨家定义的“仁”，就是爱，存在的意义，也仅仅是为了逻辑辩证“兼爱”的可能性。
兼爱，有两个先决条件。
爱，存在。
天下的人不是无穷无尽的，而是有数量的。
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在逻辑上，兼爱是存在可能的。
于是墨子给出了验证过程。
“仁、爱己、爱体”。
“无南者有穷则可尽，无穷则不可尽。有穷、无穷未可智，则可尽、不可尽不可尽未可智。人之盈之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不可尽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尽爱也，誖。人若不盈先穷，则人有穷也，尽有穷无难。盈无穷，则无穷尽也，尽有穷无难”。
大家都认为好的仁，墨子没有直接反对仁，而是将仁的概念换为“爱自己、爱个体”，不再是一个结论，而是类似于几何学的初始假设，是为了证明后续观点。
天下的人呢，又不是无穷无尽的。为什么说人是有穷尽呢？你墨翟数过天下有多少人吗？
墨子说，我没数过，因为我随便指向南方，你说南方这片土地有没有穷尽？
假设土地空间是有限的，那么人没有填满有限的空间，可证人是有限的、可以数过来的。
假设人填满了有限的空间，既然空间有限、即便人填满了也可以数过来。
假设空间无限，那么人填不满，就证明人不是无限的，还是能数过来，因为无限的人可以填满无限的空间。
假设填满了，就证明空间无限是不成立的，无限的空间不可能填满，被填满的也必然不是无限，所以有限空间内的人还是有限的。
由一可知爱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
由二可证人是有限的。
所以对有限的人尽爱，也就是兼爱，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行的，是自洽的。
因为墨子不承认儒家的仁，但是仁又是个好词，他又不能直接反对仁，所以就偷换了概念，将仁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定义，这就导致了许多墨者有些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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