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以天下论，那么凡事向前进步的，墨家便支持。若不进反退，便要打着让他进步。此为义战，便无国别之分。墨家非一国之墨，乃天下之墨。”
吴起闻言不语，低头沉思。
此时天下诸国并不讳言谈及兼并和战争，可春秋礼仪尚有存余，像是韩国趁着会盟偷袭郑国灭郑这样的事也只能发生在战国。
可是在这战国之初，各国至少还多少要点“脸”，将求个师出有名，既要有名，这名便要有个基础，那就是礼。没有礼，就没法说对错，也就没法说出是有名之师、无名之师。
三晋伐齐，那还是借公孙孙之乱，田氏有弟弑兄的嫌疑。三晋与齐，还要走个周天子的形式。
可是墨家这番话，分明就是说：墨家自有自己的规矩和逻辑，礼即规矩，墨家守自己的礼，不守此时已有的礼，只要不合于义，墨家便可能与之战。
而义……天下如今能够对义持有解释权的，只有墨家。天下论战，各家一败涂地，儒家尚未与黄老之学融合天命之说，更难在君侯之间传播，于民间因为铁器火药牛耕带来的分封制的物质基础不再，也日趋势微。
法家初兴，但是少了对未来的描诉，也少了一根根本的内涵，只是术而不是道，只是给出了变法的合理性支持，但却没有说清楚变法的根源。
吴起虽然腹诽墨家将战争也能说得如此“合于大义”，脑海中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墨家抨击各国政策的小册子，又暗暗点头。
自从墨家出版了关于天下财富总和的来源与增加的小册子之后，对于各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以那本小册子为基础，在规矩之内从未逾越。
言行如一，又能恰如其分地解释评判，这便是可惊可怖之处。
对于秦地的变革，墨家也是有批判有支持，如索卢参的批判，那是站在到底农业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还是工商业的劳动也能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手段的争论。
而对于支持，墨家也认为秦地的情况特殊，不论怎么样，相对于以前的井田阡陌与贵族封田，秦地的变革还是解放了生产力的，尤其若是配合牛耕垄作，这绝对是高于原本的制度的。
这一切都源于二十年前适加入墨家，逐渐将墨家的道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正如之前的儒家，仲尼有“礼”可依，于是可以按照礼来衡量这件事的对错，合乎与礼的便支持、不合于礼的便反对。
而墨家在二十年前，谈利谈义，谈天志，但是合乎天志的天下，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
墨子没有指出，或者说指出了一个过于遥远的、数百年内都不可能达到的“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钧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以及最终的“兼爱”天下。
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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