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经济学派和墨家学派关于财富的看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难以契合的地方。
对于“富国”这一想法，双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根本不同。
理论道义终究只是理论道义，齐国的路，需要和现实契合。
齐国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现实、或者说和泗上墨家完全不同的局面，就是齐国根深蒂固的贵族。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变革的大时代下，变革必然要损害贵族的利益。
墨家的手段简单粗暴，将泗上的贵族彻底清除，或是肉体消灭、或是逼着他们成为工商业的投资者，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瓦解了贵族存在的基础。
但齐国不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手段，不是因为田和仁义，而是因为他的执政基本盘是贵族，而不像墨家那里执政的基本盘是庶农工商。
贵族的势力在齐国有多强大？不用看别人，看看田氏自己家族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大贵族阴谋政变夺权的，当年田氏不禁宾客，导致子嗣繁多，分封建制之下子嗣繁衍一个家族控制了齐国七成的封地，这正是田氏代齐得以成功的因素。
富国之后，还要强兵，这两个很现实的梦想，也不得不考虑齐国的现实情况。
在这一次政变之前，田和已经开始思索齐国的富国强兵之路，也可自己身边的谋士幕僚们讨论过许多次，吸取了齐国委托管仲之名的管子学派的许多人。
要用管子学派的理论完成富国强兵，就不得不考虑贵族的态度。
如何让贵族能够听命于齐侯？
如何能够从贵族手里收上来钱？
如何能够将贵族和国君的利益绑在一起？
这是齐国的难处，也是齐国不可能借用泗上墨家经验的根本原因——泗上没有贵族了。
放眼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如今是泗上。
泗上的经验不能学，那么除了泗上之外最富庶的地方，便是宋国围绕泗上周围的那些地方。
那里很富庶。
那里又和泗上用着不太一样的制度。
那似乎是可以学习的。
宋国靠近泗上的地方，贵族是怎么富庶的呢？
这一点田和有所耳闻，用简单的话来说，那里的小贵族们不再依靠封地的劳役地租来生活，而是将自己的封地经营起来。
比如原本二十井的封地，依靠劳役地租的话，二十井中便只有最多三井作为自己的收入，依靠其余十七井上的农夫进行封建义务的耕种——公事毕乃敢治私——的制度，获得三井的收入。
但现在，宋国靠近泗上的那些土地上的小贵族们，采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封地，将多余的农夫驱赶出封地，使得大量的农夫前往泗上进入冶铁、手工、玻璃等行业。
然而仍旧是二十井的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则购买牛马、采取垄作、买来犁铧，雇佣农夫种植粮食。
泗上的工商业大力发展，正需要大量的粮食、酒、靛草等诸多农产品，那些原本只能收入三井的宋国小贵族们经营着二十井的土地，根据泗上收购的市场价格，或是种植土豆开办酿酒作坊、或是种植小麦玉米沿河运送到泗上、或是种植靛草棉花。
大量的农夫失去了土地，但是并没有造成动乱，因为泗上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人口，顺带着泗上工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宋国大量的作为商品的粮食，而泗上的手工业品又不仅仅在宋国销售，所以造成了一种稳定。
即：每年有成百上千的农夫被驱赶出了自己的份地，泗上那边每年接收成百上千的宋人进入作坊或是南下垦荒，再从宋国收购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作出的商品再销售了天下各处。
看上去宋国那里的富庶，是齐国可以学习的，但是田和之前和管子学派的人讨论之后认为并不可以学。
其一，军制问题。
宋国二十年前商丘政变国人共政之后，商丘有了一支可以碾碎贵族的半常备军。泗上墨家占据的地方，很大一部分是宋国的，依据当年的盟约，如果宋国内部出现动乱，墨家的军力会如当年对楚作战一样，支持国人共政。
宋国加上崛起的墨家，魏韩楚衰落的现实，使得没有诸侯在不能够一举灭绝墨家之前会去招惹宋国。
宋国的小贵族的存在，已经和原本的分封建制的军制不同，打仗的时候不再需要征召贵族的私兵，半常备军和墨家的势力就足以维系宋国的稳定。
除却严守君子之礼、认为驱逐农民离开他们的份地是“不仁”的贵族外，剩余的那些小贵族深受泗上工商业发展的影响，逐渐将他们的封地，变为提供商品的生产资料。
齐国不同。
齐国没有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走的是农兵合一的制度，临淄地区的士卒是国君可以征召的主力。
打仗的时候，临淄地区的农兵为主力，各个贵族需要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为国君提供符合自己封地的战车、徒卒，以及各自的私兵。
比如在南济水一战被歼灭的平阴军团，那不是常备军团，而是战时征召的平阴附近的农兵以及各个贵族的私兵。
譬如上士，作为一个上士，在战时需要在自己的封地上拿出来一辆战车、三辆辎重车乘车、以及数量足够的徒卒。
在正统的周制中，旅是五百人，而一个下大夫实际上在军中的职位就是旅帅，他们出征的时候要出动一旅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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