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队一过了临武关，便逐渐看到了村社。
商队并不在村社停留，也不再村社零售，而是会选择在城邑中心大量售卖给本地的商人，再由楚国本地的商人转卖。
作为湘江的上游和珠江的上游，南岭地区重要的分水岭，商队需要在临武将货物运送到湘江上游的河道，再从那里沿着河道输送到最远的洞庭地区，船队也有免税节。
途经村社的时候，也有不少本地的居民在道路上驻足观看。
这里的人真正的楚人不多，多数还是原本苍梧等地的夷民。
临武算是一个典型的楚国边疆城邑，虽然临武邑创建的时间到现在不过十几年时间，是座新城，但论及统治方式却很古旧。
楚王编练了新军之后的变法，是一方面收拢中央权力；一方面又相仿西周分封将许多封君赶到边疆地区。
一些根深蒂固的大家族的封邑，楚王也不能轻动，只能采用折衷的方式。
一方面认可那些大家族封邑的世袭权力，一方面又在封地的基础上建县，妄图将中央的手伸到那些大贵族的封邑之内。
而一些软柿子，在变革初期就直接赶到了边疆地区，在边疆地区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直辖统治，只好放权，使得他们在边疆地区拥有治权、法权、税权、开战权等等权力，也算是国中之国。
因为贵族势力的强大，楚王的集权变法很是妥协，形成了三级机构。
中央直辖区实行军功爵奖励通侯、执圭、柱国等明显的非世袭的军事贵族新人；大贵族家族县公封君类似汉代的封国不断往里面掺沙子；边疆区类似于西周初年的封国管不到也不管任你们折腾。
临武是十几年前墨家的人出仕帮着楚国编练新军变法之后才屯兵的地区，凭借楚国的军事和文化的双重优势，对边疆区苍梧洞庭之地的还在用石头木头和青铜的夷民是碾压般的优势。
临武君也是楚国的新封君，原本的封地在江汉平原，而且原本也不是封君，但是还有食邑。
在攻占苍梧等地的过程中临武君立下功勋，得以成为封君，收回了原本的食邑，将临武封给了他。
用烂地换取中央直辖区的好地，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又可以拓展边疆，楚王变革的算盘打得不错，总体来说还是尚贤那一套，所谓“有功则赏、三代无功收其爵”。
然而在变革初期，只能先做“有功则赏”，不可以做“无功收爵”，他要是敢这么做，屈、景、昭三族会立刻叛乱清君侧，即便做的已经足够妥协，仍旧出现了屈宜咎叛逃三晋这样的大事。
临武君是楚国庄氏，名启，王族的远支，芈姓。得氏源于楚庄王，谥号为旁支旁系的姓氏也属正常。
临武君庄启来到临武的时候，一同迁徙来的还有三千户楚人，构成了临武城内的主体。
依靠神权祭祀作为基层组织的基本结构，城内五十户为一里，每里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庙，所谓祭社。
在楚国富庶地区，里的管辖范围更大，所以各个里祭祀的祭品也各不相同。
大里用牛、中里用彘、小里能用猪就用猪，用不起就不用。
而在城内又有大型的“稷”坛，这是五谷之神，由各个里来进行一同献上贡品再由贵族主持祭祀。
五十户为一里，仍旧是按照原本的组织结构，形成类似于村社的制度，要先耕种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
战时需要从军，也需要为封君履行封建义务，包括打猎、筑城、修缮等等。
城外，则依旧采用夏君夷民的统治方式，继续维系原本落后的氏族公社，但是收买原本村社的头领人物，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允许他们多占村社土地，以此维系在当地的统治。
临武君的主要统治力量在于城内，城外的话他的命令达不到最基层，但是可以通过被收买的村社头领进行税收、征兵、服劳役等活动。
在一些更为边远的地区，甚至还有当地的统治者直接“率众而投”直接被封为封君的情况。
临武城也算是一个标准的古典殖民城市，和西周分封天下时候的态势差不多，长久来看这是同化的最好办法，只是可能需要的时间太长。
被封在临武不过十年，伴随着铁器、牛耕、火药等技术的传入，十年时间土地兼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
这种土地兼并在铜器时代的速度是微乎其微的，但随着铁器牛耕等的推广，兼并速度大幅提升。
因为作为贵族，需要的不是劳役地租、可以控制的服兵役的人口，而不是本地的富庶。
所以对于农夫的束缚不可能放松，荒地有的是，可任他们逃亡，民众倒是活下去了，然而贵族的力量却被削弱了，作为贵族这是不可容忍的情况。
要把农夫维持在一个“买不起更多生产工具、没钱没工具逃亡、没有余粮逃亡”的情况，是最为完美的贵族统治。
然而伴随着过早出现的制式铁器农具和牛耕技术，临武君既是贵族，却又有了另一重身份。
他有钱，有封地的收入，有对封地土地的所有权，也有泗上源源不断送来的各种货物。
于是他利用贵族的权力征用民众开垦荒地，购买铁器耕牛、深入边远山区掠夺人口，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土地，再把土地或是经营或是租种亦或是分封自己的下属，不断膨胀着自己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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