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司马抵达中原的时候，已经是八月中，这一举动引来了天下的目光。
宋国政变已经过去了数月，局势逐渐稳定，泗上依靠快速击败了贵族联军和在泗上、齐西南、淮北等地积累的军管经验，很快稳定了局势。
如果是诸夏内战，其实越残酷越激烈越快越猛烈越好，唯有这样对于九州而言才是苦痛最小的，绵延数年甚至于几十年上百年的乱战，倒容易伤及根基，留下许多难以弥补的裂痕。
宋国的局面也是一样，很快稳定下来后，宋国都在盼着一场真正的变革，也在紧张于各国的干涉。
倒是泗上的墨家内部，对于局势的判断越发清晰，越发相信魏楚韩出兵干涉的几率越来越小。
虽然魏韩都在集结军队，但从集结的数量上，以及农夫的动员情况来看，完全不像是要干涉宋国的样子。
口号可以骗人，可集结动员却很难骗人，遍布在魏韩的秘密墨者不断将各种情报送回。
适和不少墨家高层的判断是有依据的，如果魏韩真的想要干涉宋国事，那么紧紧发动都城附近的军队是不够的，数量少了那就是在宋国送菜的，魏韩也有不少贤人，不至于连这个问题都想不清楚。
为了试探一下魏韩的真实态度，泗上这边和郑国刚刚达成了一个援助协议，采用贷款的方式先将一部分枪械和几门守城用的铜炮朝着郑国运输，并不隐蔽，多有宣扬。
而与此同时，泗上这边动员起来的二线的部队开始从宋国回撤，分配到各个村社帮助秋收，但仍旧保持原本的编制，并没有取消动员。
粮食棉布各种军需品的消耗，刺激着泗上的工商业，也让墨家主管财政的人每日心疼那些流出的数字。
在宋国的主力常备军也开始向后撤，让出了几座边境城邑，转而在宋国中部集结，形成大营，缩短补给线，以减少消耗。
在一些边境城邑，只留下了少量的骑兵或者成建制的连队步兵，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尤其是农家的弟子已经开始为走马上任做准备，这些年搜集的大量统计资料也开始送给那些即将走马上任的学派领袖。
商丘通往葵丘的路上，一行穿着短褐的人迈步向前，穿短褐的学派不只有墨家，还有怒斥墨家是虚伪的平等要做到真正平等的农家。
葵丘是宋国最西北的城邑了，哪里也是农家所得的几个乡之一，于此时葵丘的名气很高，那是当年齐桓公会盟之地，也是在那里诸夏第一次规定各国交战不得挖河堤，只不过后世两千年后依旧有人连齐桓时代都不如。
到后世，葵丘随着黄河屡次改道，逐渐成为了穷地方，后世穷的响当当的兰考就在葵丘附近，但此时黄河并未改道，济水流过，这里还是肥沃膏腴之地。
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此时正在一块石头上坐着，翻看着墨家送给他的“社会调查”，时不时发出一阵阵赞叹。
其子许行侍坐一旁，听着父亲的赞叹，想到自己看到的那几份社会调查，称赞道：“墨家所作的调查，确实厉害。某乡土地多少、封地多少、平民每年的开销、土地税赋、民众意愿，做的清清楚楚。”
“以墨家的道义为准，按照这份社会调查，可以很轻易地得出墨家想要让我们接受的结论。”
这一点许析并不反对，确实如此。
事实上农家和墨家的关系，历史上也是一个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许析的儿子许行，后世有人说许行其实就是禽滑厘的弟子许犯，但也有人表示反对。
诸子百家争鸣，争到最后，互相影响，儒家八分、墨家三分，其实都已经散入天下，谁影响了谁、谁发源于谁，其实都已经分不清楚。
就像是现在一样，农家和墨家虽然互为“异端”，农家指责墨家“不是真正的平等”；墨家指责农家是“小农的空想”；但双方该合作的合作、该合力的合力、该互相扶持的互相扶持。
墨家想把农家弄到宋国去，其实也有些“送瘟神”的意思：既不想翻脸得罪，又不想农家的学说在泗上传播。
就像是泗上的一些官营冶铁作坊之类，墨家认为这样是有利于利天下大业的，可以集中资金发展工商业，从而实现天下的整体富庶。
农家则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同样是劳动，冶铁作坊的这些铁器换来的粮食那么多，多出来的利润，是不是对农民不公平？是不是没有做到市贾不二价？是不是在损害农夫的利益？
双方各执一词，互相又有影响。
一部分农家的弟子认可墨家的想法，叛农归墨；也有一部分墨家自苦以极派的墨者，认为墨家的手段确实不公平，叛墨归农。
这种影响和交换，使得农家这几年在宋国发展的极为迅速。
二十多年前，适在商丘村社干的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到农村去”。
等到墨家第一次履及泗上，整个墨家也都在做“到农村去”这件事。
穿着巫觋服装的巫医、帮助农夫改良土壤传授种植技术的墨者、在村社设立村民组织的墨者……这些都是当年墨家在泗上立足的根基。
农家学会了这一点，一些叛墨归农的前墨者也带来了这样的手段。
以及最最重要的，宋国因为距离泗上太近而导致的商品经济萌芽所带来的新时代的困难和黑暗肮脏，以及墨家暂时不在宋国大规模活动而是在楚国活动的现实，都使得农家在宋国发展的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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