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楚国王臣也只能猜测墨家对于宋国到底会干涉到哪一步。
适前去商丘，则是明明白白地挑明了墨家的态度。
这是一种筹码，一种在之后与各国外交斡旋中的筹码，这筹码意味着如果各国要干涉那么就要做好全面战争不死不休的准备。
各国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了吗？至少楚国现在还没有。
战争对于泗上也是一种摧残，但这种危机一旦出现，就看哪一方先怂。如果都不怂，除了战争之外也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
楚国群臣多数渴望开战，可他们也都明白还有半数不希望开战，楚王恰恰是站在不希望开战那一边的。
既是这样，再多的劝谏也就没有了意义。
沉默之后，楚王便道：“让墨家使者前来，我且听听鞔之适到底是什么意思。”
片刻后，一众近侍带着墨家的使者上前，这使者之前曾经出使过楚国，与楚国王臣也都熟识，按照各自的规矩见礼之后，楚王先声斥责道：“昔年墨翟有非攻之义。如今墨家悍然侵宋，攻城掠地，岂非悖非攻之义？”
“况且，宋者，天下之中也。北连齐卫、南接楚魏、东有泗上与越、西有韩周，墨家此番作为，实在是要有引发天下大战之意。”
墨家使者道：“天下之战，不在于墨家，而在于魏楚韩众诸侯。宋地事，由宋民选择，墨家只是应邀而出兵。”
“昔者荆晋相争，商丘被围不下十次，所为者何？为一君之私、一国之霸，宋人何罪而受此祸？”
“巨子此番遣我来，正是为了真正消弭天下纷争，使得天下人少受兵祸之苦。”
“还请大王亲阅。”
墨家使者将整理出来的关于第三次弭兵的宣言呈上，用的是泗上文字和楚国篆文两种字形书写。
楚王看过之后，盯着各国条约建军、放开关税、允许迁徙之类的内容许久。
所谓谈判，和商人售卖货物也差不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但还有点区别就在于“义”，因为义的存在，那么利的主体就不是一国一地区，而可能是全天下，这就导致有些底线是墨家这种讲义的“诸侯”所不可能接受的。
同样，放开关税、允许迁徙之类的内容，也是贵族们不可能接受的。
楚王在意的，是关于条约建军和各国互保独立的内容，他盯着关于“郑国”的内容看了许久，也不禁想到了在宋地政变之后墨家迅速派人前往郑国要提供军事援助的事。
在楚王看来，宋国已经这样了，他确实不想打，而且鞔之适出访商丘，以“无冕诸侯”的身份，不顾诸侯相见于都城为朝觐的传统，都是在传播一个信号：宋国是泗上的核心利益，不可能允许各国干涉，对宋干涉等同于对泗上开战。
宋、郑都是楚国的缓冲国，但郑是楚的缓冲国却不是泗上的缓冲国，这就是楚王在确定了宋国事已经无可挽回之后极度关注郑国的原因。
墨家占据宋国，对有心进行战略收缩、利用铁器和农业技术变革开发洞庭地区的楚王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有墨家控制宋国，魏楚关系就可以缓解许多。
原本很难开发的洞庭地区毗邻江汉，也是楚国腹地，伴随着铁器和新技术的传播，那里很显然可以成为楚国之粟地。
变法需要一个安稳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整体战略收缩之下有足够的精力。
可收缩却并非是无底线的妥协，总要有个限度。
宋和郑不同。
宋涉及到墨家、楚国、魏国、韩国、齐国、卫国的利益，一直以来就是晋楚争霸的焦点。墨家占据了宋，那么墨家就要面对各国的围困和觊觎。
郑国经过上次三分、楚国大梁失败、驷子阳之乱之后，实际上郑国只关系到楚、魏、韩三国的利益。
换而言之，如果选择了战略收缩，楚国可以不管宋国，因为这样可以多出来潜在盟友缓和关系，顺带着宋国不会威胁到楚国的核心区，而且墨家和诸侯的关系存在着道义之争，如果墨家攻楚各国必然对墨开战。
但却不能不管郑国，因为郑国如果被魏韩占据，那么实际上并没有第四方有直接的关系，到时候楚国想要拉盟友都拉不到，就算楚国选择了战略收缩，但是郑国被魏韩吞并等同于露出了胸膛，随时可能挨打。
加上大梁城之战后，楚国在中原地区的支点就是榆关，郑国的国土蜿蜒到榆关之后，郑被魏韩占据，一旦魏楚开战，楚国在中原连防御的力量都没有。
而且因为颍水的存在，郑国关系到楚国淮北上游地区的安全。
宋国则不同，宋国威胁的，是淮河下游地区，但是淮河下游江淮地区如今还有个越国的势力，而且逆流而上也着实困难。
如果郑国被魏韩占据，利用颍水运输，实际上楚国就很危险。
南阳方向的鲁关地区和淮北互为犄角，假使魏韩兵分两路，一路沿着鲁关攻南阳，一路沿着颍水直插淮河，那么楚国就要面临两线作战。
陈蔡之师和申息之师为一个战场，鲁阳方城之师为另一个战场，相互之间不能支援。
因为……这些县师兵团都是本地人，假使放弃淮北战场支援南阳，那么陈蔡申息之师必然反对，反过来也一样。
沿颍水扑到淮水，以楚王对于墨家一贯态度的了解，只怕是到时候墨家会高呼“这是不义之君的狗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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