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旧制度旧规矩下的精英人物，适并不是很想和他们谈论这些东西。
鸡同鸭讲，双方的基础三观都不一样，根本不可能在一件具体的事上争论对错，最后只能轮到讲些最基础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又是互相难以说服的。
曾有传闻，武王伐纣之后问箕子天命之事，听完之后紧张的大病一场，第二年就死了。
这里面只怕就是谈到了神权、道统、法理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毕竟对商人来说，他们认可的上帝，都是殷商王族的祖先，是一家人，周要谈天命只能改掉上帝的含义，但又极难。
此时这士人谈的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差不多。
儒家立身的根基，是托古改制，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源于上古时候尧舜禹时代有些东西就是永恒的，不变的，所以他们的道义是有合法性的。
现在那士人铺垫完毕后，又道：“仲尼大才，然仲尼逝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儒家数分，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言余者为异端、修正。”
“仲尼不可复生，将谁使定谁为真儒？谁为异端？谁为修正？”
“这根源，就是因为尧舜禹时代的事，不可以知晓，全都是猜测亦或是编造，如此一来，谁都可以说自己是真儒，然后斥责别家为异端和修正。”
“儒家如此，墨家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危险吗？”
“如今适子尚在，墨家尚可为一，团结同义，同志同心。墨家不讳生死，则若适子死，墨家难道就不会分出许多派别，各自以为自己是正统，互斥对方为异端、修正吗？”
“愚以为，墨家其成也同义、其败也同义。”
适笑了笑，没有直接反驳，而是问道：“何以谓之成也同义败也同义？”
那士人看了一眼适，亦笑道：“适子岂能不知？无非是想要听我说出，然后从我的话语中寻找纰漏以批驳我，避开主要的问题，从我话语中的小错来推翻我的一切。”
“不过也无妨，此事我不是想要在言辞上战胜适子，只需要说出来，若是适子避重就轻，那么我即便因为言语中的小错而被适子驳倒，那我也是胜者，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在言辞上驳倒适子而是确信适子知道且不能反驳，输与赢，要从我的目的上去看。”
这种还未争辩就先单方面宣告自己胜利的话，把在场的不少人都逗笑了。
士人却也不羞涩，淡然道：“成也同义，自不必说，我只说败也同义。”
“墨家之巨子，必要掌握天志的解释权。那么这就会陷入儒家数分之后的局面：但凡巨子，必要让上下同义，认可自己对于‘真墨’的解释，从而斥责别人是异端修正，正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届时内部必然争斗不休，都以为自己才是真墨，都以为别人才是异端，墨家无限可分，最终天下必要大乱。”
“如今乱世，墨翟既知天志又知战阵，适子亦然。是故适子既可以解释天志自然以为巨子，又可以手握兵权天下莫敢不从。若是将来，手握军权之人就一定可以知晓天志解释自然吗？届时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士人的话，正是此时刚刚开始流传并且发扬的法家学说的一个变种。
原本历史上确实出现了“儒墨无限可分”的情况，儒家八分不提，墨家也是三分，三分之后又三分，最后既有走到法家那边的，也有走到道家那边，还有走到复古武士精神那边的。
互相批判，彼此争斗，最终也不得不独尊一学，以为正统，这是一个文明的广义上的神权之争。
不得不说，这个士人说的问题的确存在，但事实上却并不危险。
当年商丘城下墨家改组之后，适没有选择走练兵掌握军权，然后等到以后清洗军事政变的路线。
而是从那时候起就是整个墨家最先守规矩的人，从墨子的书秘开始做起，掌握了内部党建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再抓经济和军事，而经济和军事只是辅助，最终他有“解释天志自然”的大义，由此而成为的巨子，而非是一场军事政变。
他没有办法解决士人所说的那个情况，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准备让墨家粉身碎骨将来分出诸多不同的流派的。
墨家现在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要将墨家最开始的基本盘小农、小市民、小生产者们碾碎的。这其中当然会有反抗，会有不满，这种反抗和不满，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到成熟，直到有一天这些被碾碎的阶层一无所有只有出卖劳动的时候，天下的问题就简单多了。
就像是适一贯的做法一样：他解决不了当年曲阜人问墨子的那个问题，即我爱邹人胜过爱越人，爱鲁人胜过爱邹人……适的解决办法是解决掉鲁人越人邹人，变成天下人。
同样，他也解决不了将来的种种斗争，那么就让问题简单化，让存在矛盾的对立方越来越少，化七彩为明暗。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墨家是否将来分裂，也所以他会保留了空想成分很浓的农家和他们修好，又保持着内部自苦以极派的派别。
此时士人问出这个问题，颇有一点当年武王问箕子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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