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是我对那位藩主老爹分析过的，就算我本人不在藩主的位置上，我也可以给那些家臣和国人提供更多的前程和机会，让他们继续追随我的理由和动机。
但是那个女人和他的儿子，能够做的就只有从藩主的库藏和积存里挖墙角，来交接关系和收买人心，或者用未来期许的权益去交换，这种损公肥私的做法，只会让藩家威信和实力，从此走向衰弱和无力。
而随着随着藩主的和好与交权，她已经失去最后一点拿出手的依仗和名义，又被迫交出所有联系的名单和渠道，也等于变相失去了某种信誉和机会，而唯一的寄托和期待，都形同人质的掌握在我手中，已经很难再翻出什么花样来了。
再说我虽然高姿态的放过对方，但是还是通过这些名单和渠道，给那些枉死的人，找回一些公道和报偿来。
一个失去一切走向疯狂的女人下限，固然不可小觑，但是作为一个处处受制于人，又不得不各种投鼠忌器的母亲，却是好对付的多。更何况我还给了她一点点画饼充饥的盼头。
这也是我格外带走这个便宜弟弟的缘故，当然潜意识中，也有不愿脏手或者说让老头子为难的一点情节把。
不过话说回来，真正掌握罗藩的财计大权的时候，才发现实际的家底比我想的更有料的多，相比体现在账面上的钱币和金银数量，藩内藩外大量的物业、田土和庄园、工坊，商社和店铺，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数量庞大的出入，显然是历代藩主苦心经营的成果。
无怪无论内外，都有人处心积虑的想图谋之，光是我那位歌姬小妈的脂粉钱，就是专门由州城指定十几家铺子的营收来支给的。
而治下的家臣和国人们的日子，看起来这些年还过的不错，仓禀里都很有些积余和储蓄，当然了，这些东西不是以钱财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是大量各种土产和物料、半成品和成品的存在形式。
在南朝治下，唐人只是一个广泛的名词，有着国人和归化人的区别，而国人又有岭外当地的土生国人和海藩后代的海生国人上的差别，而土生国人之外又有所谓北人的概念。
再加上数目庞大的藩奴，以及南投的荫包户口，构成了南朝社会主要阶层和成分。罗藩的二十多万口民，那是包括了归化人和驯熟的土户，至于各家拥有的藩奴什么的，不算在户口里的，而是和牛马一起编帐。
既然有机会掌握这些资源，自然要想办法让它们流通起来，变成可以运作的金钱循环。
有了名正言顺的藩主资格之后，我只是让管事罗义，出去探访亲戚的时候，在地方上招待的宴席上透露个口风，婆罗洲会馆就马上多了一大批新进会员。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虽然表面上作为新入会的基本资格和条件，他们都是以捐纳和入伙的份子，以及定息投资的形势，交给婆罗洲会馆这个集体，但是这些资源经过若干个渠道过滤之后，还是会变成我家掌握的东西。
因此，
需要回程的时候，我不再直接走海路，而是以某种宣示性的巡游，从陆路上慢慢穿过东西婆罗洲的十几个州县和若干家藩领，一一拜访和接待过去。
海藩之间也有传统利益上的竞争和矛盾，同样也有上代遗留的恩怨情仇什么的是非纠结，或干脆是因为水源，地界、宗族、户口之类的鸡毛蒜皮的琐事，积累而成的所谓仇隙.因此，这些所谓“远亲近邻”们，也并不总是关系和睦，或是一团和气的存在，历史上也不乏各种连横合纵，相互勾心斗角的例子。
西婆罗洲曾经有四个直辖州又九个羁縻州，管领着十九家分藩和数十个大小土人部落，但是能够沿袭到现今只剩下十一家，而且其中有七八家，出现了中途改易和减封，或是因为出现断代的危机，而造成的家名更换。
而国朝的直辖州县，因此则变成了七个州又二十三县。其中很多是因为分藩旧领的家系，实在无法维持，或是纷争过于惨重，而将领有献诸朝廷，转诸侯世爵为国爵，广府做一个吃世禄的富家翁。
相比之下靠近海边的罗藩，因为先人在选择封地的时候，避开了那些相对富庶开化，也是纷争不断暗藏隐患的地区，而选择在靠近莽荒的边角之地，因此世代经营开拓下来，天然的地理环境要好一些，
西面和南面主要是海，仅有一个港口和一些渔村，路上邻接的也主要是大片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以及那些生聚于丘陵、大山之间的山中土蛮，因此就算再在抚远州境内，也鲜有可与匹敌的竞争对手，
又闹出废长立幼而导致父子不和的出走丑闻，自然也惹来少不少觊觎之辈，比如当年州城那一群鼓噪着要为我出头的罗氏远房宗亲和族人，乃至来自别藩和官府背景下，不乏希望通过与我那个便宜弟弟的婚姻，获得一个乘机介入的理由和借口，只是我的强势回归和重归和睦，显然直接或者间接的，粉碎了这些图谋和打算。
因此我所到之处，有时只是简单的拜访和会客结个善缘，有的则是磋商会谈，相关的利益交换和更进一步的拉下水，有的则是某种吃果果的武力和权势的宣示，以及对潜在野心者的公然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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