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步枪挎在肩上，手里提着装着食物的布袋子，小心翼翼地经残破不堪的楼梯下了楼。往快到出口时，我突然想到走得太匆忙，居然忘记问希洛夫将军怎么去弗拉基米尔了。他们见我没问，大概以为我认识路，也就没多嘴。
有心回去问吧，怕被两人嘲笑；不问吧，我在列宁格勒人生地不熟的，出去还真找不到路。我站在原地考虑了一下，决定还是到门口去问哨兵。主意打定，便快步地朝门口走。出门往两边一瞧，还真巧，哨兵还是刚才检查证件的那两位，此刻正被冻得在原地轻轻地蹦跳。
右边的那名哨兵，就是曾经和我说过话，年纪较大的那位，我走到他身边，开门见山地问道：“战士同志，我想请问您，去涅瓦河边的弗拉基米尔大街，该怎么走吗？”
哨兵马上停止跳动，抬起左手指着前面的那条马路，从左向右移动着，用冻得嘶哑的嗓音回答说：“少校同志，您从这里出去，到马路以后，沿着路往西面走，走十分钟到河边，就能看见一个公交站台，您从那里坐有轨电车。”他把手收回来，弯着手指数了一下，接着肯定地说：“坐八个站，就能到弗拉基米尔大街了。”
我正准备说声谢谢，然后抬脚便走，哨兵又补充说：“少校同志，如今因为城里的电力不足，有轨电车的很多班次都取消了，也许您要等很长时间才会有车。如果您有急事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搭顺风车。”
我郑重地向给我指路的哨兵道了谢，然后拎着东西背着枪，顺路边向西往涅瓦河边走。
路上的行人很少，我走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五六个人，这些人都穿着厚厚的衣服，包着头巾或者戴着帽子，从外表上根本分辨不出是男是女，不过他们都在用同一种奇怪的姿势，摇摇晃晃地向前缓缓移动着。
路两侧的房屋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砖混结构的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堆堆两三层楼高的建筑垃圾。那些没有倒塌的大理石建筑的墙上满是孔洞，靠路边这面的边墙完全倒塌后，在路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室内被积雪覆盖着的各类家具。
远远地看到结了冰的涅瓦河边，有七八个人排得整整齐齐，站在一块立着的金属牌子下面。看着马路中间积雪下隐约可见的轨道，我可以断定这就是哨兵告诉我的那个公交站台，于是我加快了脚步走过去，没和任何人说话，就自觉地排在了队伍的最后。
河边的风很大，前面的人个个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看到他们的这身打扮，我也觉得更冷了，于是把头上的棉军帽往下使劲压了压，又把自己的军大衣裹得更紧。
幸好时间不大，在清脆的电铃声中，一辆有轨电车缓缓地停在了站台前。电车刚停稳，我前面的队伍就慢吞吞地向敞开的前车门移去。
车上没有售票员，每个上车的乘客都是直接把钱递给了司机。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很幸运，里面还有几个硬币，在物价如此低廉的时代，买张车票应该没问题。
轮到我上车时，我掏出了口袋里的硬币，拿起一个五戈比递了过去。没想到司机却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指挥员同志，根据规定，战争期间凡是军事人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律免费。”然后也不再理睬我，直接冲着我后面喊：“下一位。”
车上的座位已经坐满了，站着的人也不少，不过还不算太拥挤。我怕待会儿上车的人太多，便尽力往后车门挤，免得该下车时我挤不下去。
我的猜测不错，电车中途又停靠了好几个站，有人下车，但上车的人更多，很快整个车厢便挤得水泄不通。
第八个站一到，我马上就从打开的车门跳了下去。电车停在河边，路的对面便是一群建筑，我要找的房子应该就在其中。我四处张望了一下，见不远处有个地下过街通道，便没有横穿马路，径直朝过街通道走去。
刚下了几级台阶，就见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背靠着墙站着，平举到胸前的双手里捏着一条黑色的大棉裤。也不知道她在这里站了多久，头上肩上都落满了雪花。我好奇之下走了过去，见这明显是条穿了好几年的棉裤，上面挂着块纸板，有几个黑字：“换一百克面包。”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暗自叹了一口气，在现在的环境下，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至于穿着方面，就没有那么讲究了。别说穿过的旧棉裤，估计就算是新的，也不会有谁会用宝贵的食物去换。
我解开布袋子，往里面看了看，基里亚诺娃和奥尔洛娃两人为我准备的东西真不少，除了五六个牛皮纸包着的面包干，还有一听炼乳，一包方糖，一块奶油，四五根灌肠，甚至还有一块难得的萨洛（一种盐腌的肉制品，和腌肉、熏肉差不多，但它主要是用肥肉做的，瘦肉只是点缀，是乌克兰的特产）。
我掏出一包面包干，掂了掂重量，差不多有一百克重，便向老太太递了过去。然而她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一声不吭地用空洞的、呆滞的目光望着我。
我把她的双手拉下来，将面包干塞进了她的手里，说：“老奶奶，这是一包面包干，请您收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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