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领着我来到了一个包厢的门口，抬手轻轻地敲了敲房门。他的这个举动，让我的心里升起了一种不满的情绪，原以为凭我现有的级别，在朱可夫的专列上能享受单间的待遇，没想到居然还是和一个陌生人共用一个包厢。
房门打开后，门口出现了一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中年女性。我带着敌视的目光快速地打量着她，只见她穿了一件米色的过膝风衣，留着齐耳的金色短发。见到我们两人站在走廊里，她冲上校笑了笑，礼貌地问道：“上校同志，有什么事情吗？”
上校抬手向他敬了个礼，微笑着说道：“您好，彼得罗夫娜，我给您带了一位同伴来。这样在去日洛宾的途中，您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被上校称为彼得罗夫娜的女士，把目光从上校的身上转向了我，只看了片刻，她便笑着说：“原来是丽达啊！别愣着了，快点请进吧！”说着，她将门推得更大一些，以便能让我顺利地进入包厢。
看到我进屋，上校又再次抬手向彼得罗夫娜敬礼，同时友好地说：“祝您旅途愉快！”
“彼得罗夫娜同志，”我站在包厢的中间，望着刚将门关上的彼得罗夫娜，有些摸不清头脑地问：“您以前就认识我吗？”
“没有，丽达，我在今天之前从来没见过你。”对方摇了摇头，笑容满面地说：“不过我不止一次地听我的丈夫提起过你。”
“听您的丈夫提起过我？”虽然她用随和的“你”在称呼我，但对于这位比我年长，身份也非常特殊的女士，我还是使用了“您”这个敬语。我听到他这么说，脑子里在快速地思索，带我来的上校对她的态度恭谨，她又出现在朱可夫的专列上，难道她是朱可夫的妻子吗？想到这里，我试探地问：“请问，您是朱可夫元帅的夫人吗？”
“朱可夫元帅的夫人？！”彼得罗夫娜听我这么一说，不禁噗嗤一笑，反问道：“丽达，是别人告诉你的吗？”
“没有，没有。”我从她的话中，立即意识到自己是判断错误，连忙辩解说：“我是猜测的，要知道您是平民，朱可夫的专列可不是谁都能上的。”
“我叫尤尼娅·彼得罗夫娜·罗科索夫斯卡娅，”彼得罗夫娜的脸上露出了令人无法抗拒的迷人微笑，她向我伸出手来，友好地说：“咱们来认识一下，我的丈夫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
原来是罗科索夫斯基的妻子，搞清楚对方的身份后，我连忙伸手握住了她伸出的手，一边使劲地摇晃着，一边激动地说：“您好，彼得罗夫娜，我叫丽达·穆施达可娃·奥夏宁娜。很高兴认识您！”
我们在各自的床铺边缘坐下后，我好奇地问：“亲爱的彼得罗夫娜，您是打算去看望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吗？”
“是的。”彼得罗夫娜回答了我的提问后，又用和蔼的语气对我说：“丽达，不要这么拘束，虽然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科斯契卡每次和通电话或者写信时，都会提到了，对我来说，你并不是一个陌生人，相反还好像是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你可以叫我尤尼娅，也可以用‘你’来称呼我。”
尤尼娅身上所具有的亲和力，使我本能地对她产生了好感。在停了片刻后，我试探地问：“尤尼娅，您有多长时间没见到将军了？”
她想了想，随后回答说：“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吧，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莫斯科的军医院里陪伴我的女儿。”
“阿达已转到莫斯科的军医院去了？”尤尼娅如果不提此事，我基本都忘记了阿达负伤的事情了，此刻既然听她提起，自然要关心一样：“她的伤势如何，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她听我这么说，脸上不禁露出了惊诧的表情：“怎么，你也知道阿达负伤的消息？是科斯契卡告诉你的吧？”
为了不让她误会，我连忙摇摇头，解释说：“不是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告诉我的。而是我刚调到乌克兰方面军的当天，就遇到了阿达负伤的事情，我还跟着朱可夫元帅到医院去探望过她呢。”
“原来是这样啊。”尤尼娅的脸上露出了释然的表情，随后没等我再问，她便自顾自地说道：“战争爆发后，我就带着女儿被疏散到了后方。由于我的工作太忙，对孩子的照顾不周，以至于她后来瞒着我偷偷去参军，我都不知道。
前段时间，斯大林同志派人到后方找到了我，说要把我送到前线去和科斯契卡团聚。我想着自己到前线的话，就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女儿，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刚和科斯契卡重逢，就得到了女儿负伤的消息，我便匆忙赶到了日托米尔。
本来想着科斯契卡战前是日托米尔的卫戍司令，我们一家人也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就让孩子在那里养伤的。但有一天赫鲁晓夫来探病时，说这里的医疗环境无法和莫斯科相比，为了阿达的健康着想，应该立即让孩子转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我和科斯契卡商议后，便同意了他的提议，将阿达转到了莫斯科的军医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阿达的伤势已基本痊愈，用不着我再留在她的身边照顾。正好朱可夫元帅要去日洛宾，我便搭便车去白俄罗斯看科斯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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