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好古之前和纪忆的关系不错，所以和他说过发展大海州的一些想法。
在武好古看来，大宋的经济应该以海州为中心，而不是以开封府为中心。因为海州地处中原和江淮的结合部，又紧挨着大海，还有运河水路可以沟通南北大运河体系。
可以说是十一世纪中国交通最为方便的地区。而且，紧挨着海州的徐州又是此时中国的“工业中心”。徐州有煤矿，有铁山，周边又分布瓷窑。此时世界上最大的“煤铁工业”中心，应该就是徐州。而徐州周边出产的瓷器和中原其他地方出产的瓷器，又多半通过海州港和扬州港外运。
而和海州相比，扬州又距离中原太远，不利于吸收中原的资金和技术。如果对大宋的经济进行一番科学合理的规划，经济中心肯定应该摆在海州，而不是吃饭都是个问题的开封府。
武好古甚至认为可以把大宋的首都也从开封府迁到海州！
那些迁都洛阳或是迁都京兆府（长安）的说法，在武好古这个开封人看来都是疯话。都城摆在开封，一百多万开封人的吃饭问题已经让运河系统难以负重了。要真去了洛阳、长安，那大家伙都饿死算了。
由于北方的关中和中原地区土地日益贫瘠，因此建都之地必须要有成本较低的水运可以沟通巴蜀、江南和荆湖之地。所以在武好古看来，未来如果发生靖康之变，可以替代开封成为天下首善之都的中原城市，只要东临沧海的海州和汉水边上的襄阳（襄阳勉强也算中原吧）。而襄阳因为不是滨海城市，发展的潜力远远不如海州。
当然了，在和平安逸的情况下迁都去徐海之地或是襄阳都是不可能的。武好古现在能做的，就是默默布局。
可问题是，海州要怎么发展呢？武好古也不可能去海州当知州啊，朐山县令倒是可以去做一任。可他又离不开界河商市……
“忆之兄打算怎么做？”武好古问。
纪忆笑道：“大郎该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吧？”
什么意思？武好古一愣。
纪忆道：“想来再过几个月，又该有不少新党的官员黯然出京了吧？
大郎觉得，官家和太后有没有可能想缓和两党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给党争被贬的官员设一个贬官的底线？”
宋朝的贬官其实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实职可贬，一般是知州、知军，还会加个学士的头衔。在朝争中失败的大臣有时候会自请外放，称为“请郡”。这是不失体面的“贬官”。还有一种就是给个什么司马，什么团练副使的空头，然后再来个某地安置。最后一种就是某地编管，那可就是流放了，只是比普通的犯人多个官身。
至于追夺出身以来文字，某地编管，这个可就是不是贬官了，而是没得官做了。
不过“追夺出身以来文字，某地编管”的处罚用在当过七年宰相的章惇身上是不合适的，他最难看也就是按个空头差遣，儋州编管。
“贬官的底线？”武好古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贬官止于海州？”
纪忆点点头，道：“新旧二党相争至今，最恶劣的手法无疑就是把官往远恶之地追贬了。这儋州路上，不知多少新仇旧恨啊。若是想要缓和，最好的办法就是贬官贬得近一些。”
贬官其实是北宋对文官的一种处罚手段，这帮士大夫的脑袋是不能砍的，家好像也不能抄——新旧两党咬了咬去，也没听说谁家被抄了，妻妾闺女成官妓什么的。
所以大家就只能在贬官上做文章了，贬得远远的，送去亚龙湾看海！亚龙湾在21世纪当然是很好的地方，可是宋朝那时就是个蛮荒瘴疠之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没有，要命的传染病倒是有不少，有去无回是常有的事情。
而当贬官变成了要命的事儿，新旧两党的仇恨就越积越深，在朝堂上的斗争也渐渐恶劣化。就事论事的少了，报仇雪恨的多了。
纪忆接着又道：“如今新旧二党的大员都渐渐年老，真要再走一趟岭南，一把把老骨头，恐怕都得丢在蛮荒之地了。
不如就贬去海州，那里风光不错，路也不远，吃的用的都好。我知道大郎在那边有不少土地，就在海边上，还靠着朐山县城对着云台山。可以在那里多盖些房舍，或租或卖给贬去海州的官员。还可以在那边建些酒楼茶肆青楼还有港口码头，让那些官员有地方可以消遣。
盖房子修码头的钱用不着大郎和十一哥讨，都由下官来出，也由下官找人去操办，相信一定可以赚到不少钱的。”
好嘛，贬官还贬出GDP了……这纪忆为了不去海南岛还真是拼了！不过他的想法还是不错的。
“大郎，我看可以啊。”潘孝庵道，“现在还有不少旧党的大员在瘴疠之地受苦呢。若是能有个贬官止于海州的底线，他们不是马上可以北返了？”
纪忆也说：“也是啊，现在做官的没有不怕被贬往远恶军州的……去了那种地方，就算有万贯家财也是个空啊！若是陛下能免了官员们的远窜之苦，一定会被称颂为明君的。”
纪忆说得不错啊！那些被贬的官大多都有万贯家财，而且大宋又不流行抄家。武好古心想：他们辛辛苦苦贪污来的钱，多半也会一起带去海州。这样一来，海州市面上的资金就会充沛，再结合海州在大宋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就很容易演变成一个金融中心了——金融中心不可能放在界河市的，放在那里是真招贼的！万一天祚帝穷疯了来抢一把算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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