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战胜命运？又如何才能判断战胜了命运呢？高川其实不太理解这种哲学性的问题，他觉得，在去做这种事情之前，首先要对“命运”有一个定义。假如女军官给自己定下的敌人不仅仅是末日真理教和**，还包括推动整个世界朝末日坠落的命运，亦或者将范围缩小一些，是“她所在意的那些她能观测到的命运轨迹”，那么，她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时此刻行动起来，就有实现目标的机会呢？
因为觉得有机会，并且觉得可能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于是仿佛背水一战般去做了——倘若女军官的动机是如此，那么，高川认为自己是可以理解的。若说女军官完全没有考虑到机会问题，而仅仅是恰好在此时此刻，被一种强烈的冲动所驱使，从而行动起来。那么高川就必须考虑，是否有某种神秘已经作用在了她的身上。
高川承认，女军官有着极为强烈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意愿，并且也有行动的能力，可是，她的目标，以及确认目标达成的观测，却是极为不确定的，就犹如藏在迷雾中一般，并不具备一个详细清晰的轮廓。高川认为一个足够冷静理智的人，行为方式绝对不会表现为如此，那么，眼前的女军官无论表现得如何冷静理智，高川都觉得自己有理由认为，女军官其实已经完全不处于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冷静理智的状态中了。
一旦先知有了强大的行动能力，那么，就总会做出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这个结论在过去的高川所留下的印象中比比皆是。不是高川一个人这么认为，许多神秘专家都这么认为，甚至有人提出过，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先知仅仅是作为一个预言者而不是一个执行者，才是对世界有益的。
然而，此时摆在高川面前的情况，已经十分清楚了：一个先知，拥有意识行走能力，还拥有目前尚不清楚的其他神秘力量，而她已经开始执行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不是想要做什么，而是已经做了什么，以一种强硬而又决绝的方式，强行代表了他人的意志，主动让战斗的升级，然而她无法肯定，自己这么做会得到一个成功的结果，而是必须在做完之后，等待结果的反馈，并且要让自己活着对这个结果进行观测，才能以一种他人难以知晓的方式，确定这个结果是否成功。
也就意味着，其实现在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让局面看起来更好，还是让局面看起来更糟糕，都无法确定是否对她想要的结果有推动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她仍旧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
除非杀死她，否则无法说服她，但是，哪怕杀死她，也不一定会让局面变得更好。
高川认为自己拿不出两全其美的方法，也肯定，哪怕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也不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之所以反对女军官，并不是因为女军官强行代表了他人的意志，也不是认为她所做的事情，会让结果产生不好的变化。而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在“这艘船会沉没，这艘船上的大多数人都会死亡”这个结果不变的前提下，女军官的所作所为是多余的。
哪怕她不这么做，也不意味着计划目标无法达成，而即便她这么做了，对计划目标的达成也不会有多么明显的帮助。于是，她此时的行为，在事实上其实对计划目标几乎没有影响。
但是，正是这个对计划目标几乎没有影响的行动，却切实地强行干涉了船内多数人的意识，并让他们处于一个“假如自己死亡，凶手可能并不是敌人，而正是自己人”的状况。尽管，无论凶手是敌人，还是自己人，都无法改变“这艘船会沉没，大多数人会死亡”的结果。但高川仍旧认为，在死亡结果不变的前提下，这种类似于“谁杀死了知更鸟”的问题，就显得是十分重要。
可是，这个重要性无法传递到女军官的心中。高川十分清楚，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在客观事实上重要的，到底是不是在他人心目中也是重要的，其实并不能划上等号。
高川觉得，无法阻止女军官，无法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停止这种行动的关键，更在于，或许自己在心中的某一处，对女军官这种行为的反对，其实不如自己此时主观情绪表现出来的那么强烈。自己正在变得复杂，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已经不再是过去完全由脑硬体主导的那样单纯去做减法。自己的潜意识对表意识的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强烈。
这让他会去做一些隐约让自己认为或许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也会在反对一些事情时，却觉得自己其实并不那么反对的矛盾感。这些矛盾一直在困扰着他，然而，他看到的情况却是，自己在这种矛盾中做出的决定，却将他推上了英雄的位置。
“高川先生，正如您想的那样。”女军官好似看穿了高川的沉默，说到：“您虽然坚持反对我，但在您的内心深处，真的认为，我所做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完全是错误的？倘若您的意志是一致的，那么，我在集会的那时就会被您阻止——可既然您那时没有行动，之后又何必再徒费口舌呢？当然，我并不是在嘲笑您，这样的您虽然和我想象中那个果决的形象不太一样，但却更有人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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