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军都察院就茅适擅杀俘虏一案，起诉至五军大理寺。
茅适从刑事拘留改为逮捕，等待五军大理寺择期审判。这也是五军大理寺第一次审判上校级别的案件，从朱慈烺、萧东楼、曹宁，到茅适手下的亲兵，都出席旁听。
军中的审判模式属于传统大陆法系。这种审判方式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案件的公平性，不至于因为法官的个人法学修养而有太大的高下偏差。实际上华夏从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了成文法习惯，要想走普通法系的路数简直是离经叛道。
而且儒家礼法对社会的浸淫程度过高，道德、法律夹杂的情况太过普遍，如果采用普通法系，势必从正义审判变成道德审判。这对朱慈烺而言是柄双刃剑，索性还是不要去碰为妙。
五军大理寺还没有任命正卿，孙定作为朱慈烺从法政学院亲手带出来新一代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心情忐忑。
这种忐忑甚至超过了他上金殿参加殿试，那时候可没上百个人盯着他。作为崇祯十六年的进士，孙定的才学是值得肯定的。他父亲是绍兴府的推官，所以他从小对大明律就不陌生。
崇祯十六年是国变前一年，这一科的进士算是国朝最为倒霉的进士，许多人都缺乏政治眼光留在了北京，降闯、降清。陈名夏就是其中典型，他是这一科的探花郎。
孙定却秉承了绍兴人的机智，在皇太子收拾家当出走山东时进了侍从室，进士的光环让他鹤立鸡群一般，很快就被皇太子看中，选入法政学院。虽然皇太子亲自上课的机会极少，大多是书新往来，但也称得上是天家门生了。
作为臣子要忠于君上，作为学生要忠于老师，这让孙定对于调入五军大理寺没有半分不悦。虽然他从心底里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大理寺，一步步走上大九卿的位置。
孙定一拍惊堂木，下面书记高声喊道：“开庭，起，礼。”
这次行礼是所有人对法官和法律的尊重，即便是朱慈烺也不能例外。在这次行礼之后，孙定单独起身对旁听席上的朱慈烺行礼。这也是沿袭日讲的礼制，他可以坦然受礼，但对于国本副君，还是得有必须的尊重。
“公诉人入席，带被告人。”孙定进入了状态，渐渐镇定下来。这个案子的卷宗他早已经看过了无数次，对于茅适上校的身份十分重视。
茅适被带上了法庭，站在被告人席上。出于朱慈烺的习惯，以及防患于未然，被告人席是一个木栅栏拦成的无顶囚笼。不过对于茅适或许没有必要，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十分冷静。
“被告人姓名，军衔，曾任军职。”孙定望向茅适，开始进入第一道验明正身的程序。
茅适已经被停职待勘，一一作答，旋即道：“我认罪。”
孙定没有管他，该走的程序一道都不能遗落，这是皇太子殿下几次三番强调的基本原则。他继续问道：“是何时被羁押，何时被刑事拘留，何时被逮捕？”这三个阶段各有自己的法定期间，考虑到这个时代的技术因素，期限都要比朱慈烺前世长了五、七天不等。
茅适又一一做了答复。
“侦察、检察阶段可有对你用刑？”
“没有。我认罪。”茅适又说了一遍。
孙定仍旧没有理会后面的“认罪”，继续问道：“可收到了起诉书副本？”
“收到了。推事老爷，我真的认罪。”茅适无奈，只好继续道。
孙定用炭笔轻轻在走完的程序上打了个勾，继续下面的步骤，告知被告人有权申请法官回避，有权提交新的证据，有权要求增加新的证人，可以自己辩护、或是请有资质的律师进行辩护。
当然，后者不存在。因为朱慈烺手里的人全部充入检察官、法官系统都还不够用，实在没有流入民间的可能性。照他的计划，律师最好是民间自发产生，经过司法资格考试便可以出任。
虽然没有，但说总是要说一句，看似呆板，但形成制度之后就不能改变。
茅适一一确认之后，还想快些认罪。孙定却不管不顾，让公诉人裴宣宣读起诉书。在确认了起诉书与副本一致之后，由公诉方出示证据，让茅适确认了证据，在确定没有疑议的情况下才让茅适做了被告人陈述。
茅适早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最后陈述只有三个字：“我认罪。”
朱慈烺坐在旁听席上，知道茅适是生怕牵连到萧东楼和曹宁，心中难免五味交杂。他敬佩这种对朋友守义的品行，但又希望麾下能够一心秉公，对他绝对忠诚。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情，实则也是枭雄和普通人的区分。
真正的枭雄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矛盾，对他们而言，所有人理所当然地必须效忠自己。
“经本庭审理，听取被告人茅适的供述、辩解以及最后陈述，公诉人提请出庭的证人当庭做证，公诉人向法庭当庭宣读、出示了有关的证据材料。控辩双方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并在法庭辩论阶段，充分地阐述了各自的辩论意见。本庭认为，证人当庭所说的证言及公诉人员当庭出示宣读的证据材料,形式来源合法，内容相互印证，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本庭予以承认，下面对本案进行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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