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易，制度改革更难，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在这个时代，还关系到知识阶级的观念。
儒法之争由来已久，以儒家大获全胜为结果——至少儒生是这么认为的。即使钟繇、高柔这样以律令传家的人，他们也自认为是儒生，绝不会以法家自居，春秋治狱已经成了共识，如何解释法律条文，要看执法者有什么样的目的。
按法律条文办事的人被称为法吏，并不为世人所重。这个时代的名士以藐视法令为尚，只问该不该杀，不问能不能杀，所以才有李膺杀张朔、岑晊杀张泛这样的事发生。
张朔、张泛当然该杀，但无视律令显然不是治国之道。孙策对钟繇说，律法必须要改革，这是治国之本，但究竟怎么改，要反复斟酌，不能大而化之。他不提具体的要求，但有几条原则：
一是不能太严。太严了，动咎得罪，容易成为官员手中伤害百姓的工具，官逼民反。
二是要明确。什么样的事不能做，做了就有什么样的后果，要让百姓能够理解，不至于产生混淆，也不能让官员有太多的操作空间。立法的目的是规范百姓的行为，减少犯罪，而不是为执法而执法。
三是要有辩护。有罪无罪，不能只听官员一面之辞。
钟繇对前两点没什么意见，最后一点却是不明所以。孙策略微解释了一下。
在见钟繇之前，他也对相关制度做过一些了解，和张纮、虞翻以及高柔、伊籍等人都有过商讨。仅从制度而言，秦汉法律是很慎重的，尤其是涉及杀人的案子，通常都要经上级部门复核，杀人甚至要皇帝亲自批准。但案件审理还是由官员独立完成，并没有给当事人多少辩解的空间。会不会出现冤案错案，会不会出现判罚不准，取决于官员的人品。
但人品这种事往往是不可靠的。地方审理案件的都是本地人，太守、县令不可能脱离本地掾吏的协助独立审案，有没有人在太守府、县寺当差，就成了有罪无罪的关键，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异己的事屡见不鲜。
孙策希望能建立一种辩护的制度，让另一方也有发声的机会，以抑制执法中的循私舞弊，公器私用。
钟繇听完，眉头紧皱。“大王，如此一来，只怕官吏数量太多，朝廷供养不起啊。”
“公所言甚是。”孙策抚着额头，也有些头疼。管得细了，官员的数量就会增加，相关的支出也会暴增。别的不说，他将郡县的民政、军事、监察权分开之后，原本一郡只有一个太守，一县只有一个县令长，现在又多了郡尉、郡监、县尉、县监，俸禄开支也因此翻了一番。如果按照他的设想，对执法进行细化，初步估计，俸禄开支至少要增加三成。
古代官制大而化之有时候是不得已，一是技术无法实现，二是财政开支负担不起。
“所以只能挑最要紧的先做。不知钟公有没有听过一个二八论？”
钟繇欠身施礼。“臣愚陋，未曾听闻，敢请大王指点。”
“天下事，八成麻烦出于二成原因，另二成麻烦则出自八成原因。我们现在就要找出那二成原因，先解决八成麻烦，剩下的事再慢慢解决，不要指望着什么事都在掌握之中。真要如此，那就只能把事情极度简单化，比如百姓只能耕战，不及其余。真要那么干，孤会成为暴君，钟公也会被人骂为虎作伥。”
钟繇久经仕宦，一下子明白了孙策的意思，哑然失笑之余，又敬佩不己。“大王所言极是，合乎圣人治国之道。大道至简至易，简则能知，易则能行，以二制八，想来还是可行的。其实真正说起来，官也好，民也罢，真正作奸犯科的不足一成，处理好这一成，天下可安。”
孙策大笑，探身过去，拍拍钟繇的手背。“公此言，深合孤意。周武王有乱臣十人，灭商建周，开八百年基业。大吴若有大臣如公十人，孤可卧治天下矣，传国千秋。”
钟繇又兴奋又不安，觉得肩上沉甸甸的。他躬身再拜。“蒙大王错爱，臣诚惶诚恐。”
孙策和钟繇谈了大半天，留钟繇用了一顿午饭，傍晚时分才送钟繇出宫。他本打算将钟繇送到宫门口，钟繇却再三推辞。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孙策对他越是尊敬，他的压力越大，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看着他呢。
不出钟繇所料，他刚出太初宫，就被一群人围上了。清晨他入宫时受吴王礼遇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大半个建业城，不仅汝颍人士欢欣鼓舞，就连那些被迫赋闲的前朝老臣都有些心动。既然钟繇能得到吴王重用，他们也有机会啊，论仕宦经验，比钟繇丰富的人比比皆是，只是以前态度不端正，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才没入吴王青眼。
钟繇婉拒了无数宴请，径直来找荀彧。
荀彧听完钟繇的转述，沉吟良久。他也觉得这件事很棘手，涉及面太广。凡立新朝，必然会对律令进行变革，新朝不能用旧律，这是成例。就大吴而言，事情又要复杂很多，孙策推行新政十余年，变更了很多东西，当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律令，如今新朝肇立，自然要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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