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丁道：“作忠臣的后果？“说完不等沈傲问，自顾自的道：”天家有天家的脸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碰不得，我小时候听人说，大唐的魏征能做好谏官，那是他聪明，他不做忠臣，而做了良臣，良臣，是说象后稷、契、皋陶那样的人；忠臣，是说象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好的名声，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
忠臣则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使国君陷于深重的罪恶之中，国破家亡，空有一个忠臣的名声。以此而言，相差太远了！”魏征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明白自己要作什么，一生进谏无数，虽然引起唐皇的反感，但从未驳斥甚至治罪，看见方法之成功。他自己成为古代进谏的典范，李世民成为古代明君的典范，李唐之初呈现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这就是做良臣的好处，君臣和睦，开创大唐盛世，再看看这忠臣，虽然他们一个个忠心耿耿，但并不容易驾驭，他们拘泥于各种所谓的正统思想，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皇帝也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恣意妄为，甚至连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这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忠臣往往自恃着正义的天平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讳，甚至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这样做的后果也不言而喻，皇帝是天子不假，可有时候也是要脸面，也要尊严，你们忠臣不管不顾，最后的结果，只会让皇帝下不来台，对你们也愈来愈不满，有事情明明知道是对的，却因为忠臣的言语太过莽撞，弄得下不来台，最后还要没答应，效果反而不如做个良臣？“
沈傲听了沉默了片刻，道；“如你所说，这忠臣还做不得了？“
黎丁对于沈傲从骨子里多了几分敬佩，所以才愿意对他继续言语，想了想道：“这话儿对也不对，这，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但就做事的具体风格而言，忠臣重视的是事情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贤隐，粉饰太平。当时有两位贤士，深受王莽器重，一个是汉哀帝时光禄大夫龚胜，一个是齐人薛方。两人都不愿就征，但朝庭都欲强而起之，无奈之下，龚胜采取的是绝食式的抗争，饿至十四日才气绝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则相对轻松些，只对着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使人回复朝命，将事情经过告诉王莽，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倒也放他过去了。两者当时都被视为贤良，相较而言，龚胜付出的成本、代价更大些，这也是忠臣的成本与代价。南宋岳飞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绍兴年间被任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时，当时湖北刑狱万俟卨以为这是一个巴结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机会，悄悄向岳飞面陈拥兵自卫之计，让岳飞不顾朝廷旨命、扩充兵力、积累财帛，结交权臣，联络党羽，以图大计。岳飞听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将他痛骂一顿，使得万俟卨挟怨而去。
后来，万俟卨为报私仇，竟然为虎作伥，帮着秦桧将岳飞迫害致死，这种结果，大而言之是忠臣不容，小而言之，却也是由于岳飞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缘固。武则天时丞相狄仁杰则相对圆融得多。长寿元年正月，狄仁杰因被武承嗣、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被捕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认：“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其收监，不复严备。狄仁杰回到狱中，暗暗地在被单上写明冤情，并通过家人上告武则天，终得辩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岳飞身死，而使北伐成为画饼，狄仁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这其实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个差别，所以黎某对于魏征与唐太宗的那番话儿很是赞同，大人浑身傲骨，又满腹学问，若能做个良臣，为朝廷，为天下做点事情，也不无不可，又何必执着于一个“忠”字呢？害了自己不说，还连累家人？“
“大人的一番话让下官好生敬佩，但大人却不明白，忠臣不赖宠而事君，孝子不怙爱而慕亲，下官并非要做什么忠臣，我这么做，只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吧了，昔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说（音悦），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於君，不能与君陷於难．今日陛下不愿意纳谏，下官不才，愿做一个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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