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内阁已因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父王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的任务。洪武帝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皇祖爷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
身为朱家子孙，他自然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规的书本教育。宣德元年，后来宣德三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常规。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每当皇帝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他们关键性的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这么做并非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长远考虑，他壮年得子，宠爱自是一回事，但另一方面，由于子嗣来得晚，在年龄上不免失去了优势，虽说他年纪上还年轻，但谁也保不准日后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为了防范于未然，他不得不做出准备，文官武将固然有忠心耿耿的，但历朝历代被皇帝宠幸的臣子，拥兵自立的不少，不说唐末五代十国，就是北宋宋tai祖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为了安全起见，他也不敢多用，而太监就不一样了，太监无儿无父母，似更容易对皇帝忠心，再者，自古至今，还没听说过有太监当皇帝的，对于皇帝来说，用起来更方便，当然了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坏处，如各部一般不能与皇帝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结果是，他们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一旦外廷诸司可以与内府文移往来的。这样就容易弄权糊弄皇上了，tai祖鉴于这一点，才严厉告诫后世子孙：“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夫仁者治于为乱，知〔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其未然耳。”眼下他尚未想到如何避开这个弊端，因此对于太监这两年，虽重用，但也只是遵循祖制而已，太监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与外臣相比，无论是地位上，还是官职上都不足以与文官抗衡了，因此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儿，文官不知道也罢了，一旦知道了，虽说洪武年的祖宗规矩早已没人当一回事，但祖宗规矩就是规矩，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当借口攻击人的，那时候吃苦头的可就是这些内侍了。
“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辟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权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奉侍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你可明白！”朱瞻基声音虽严厉，面色却并没有生气。
王振本就是个见风使舵，察言观色的主儿，看皇上语气虽重，神色却不改，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儿摆明是说给旁人听的，顿时放下心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道：“奴婢一时忘了祖宗规矩，实在不该，请皇上责罚奴婢！”
王振刚才的那番话儿，算是给朱瞻基这颗委屈的心，加了一丝安慰，要说惩罚他，朱瞻基并没有这个心思，难得是王振有这个心思，让朱瞻基十分高兴，摆了摆手道：“算了，下不为例，再说了你也是为了朕而已！”
王振急忙点头应答。
“别跪在哪儿了，起来吧！”朱瞻基看了一眼王振，待他站起来又问：“刚才朕说到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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