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怪不得他们，咱们大明对商人的确有失偏薄了？“段誉轻叹了声道，这些年彭家看着日子是好过了不少，可说到地位没提高半分，平日里做那些大户生意，没少被他们看轻，其中的郁闷，自是比杨峥、高航两人多了几分体会。
“偏薄，段兄弟这话儿你可说错了，洪武爷在商业上是打着重农抑商的主意不假，甚至定下了规矩，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可就此说明洪武爷打压商人，那你也太小看了洪武爷了，大明开国之初，天下刚刚从鞑子手中恢复过来，需要的是什么，是稳定，而稳定需要什么，需要的是耕者有其田，朝廷有粮食，倘若人人都去经商，不说荒芜了良田，就是商人的性子也爱生乱子，这种局面自是不利于刚刚从鞑子手中建立的大明，所以洪武爷才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国策，此举是否有失妥当，咱们姑且不论，可你要说洪武爷薄了商人，那咱可就说道说道了。
其一，洪武初，洪武爷为治心切，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言书，讨论军国大计，商人也不例外：“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该当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这些法令规定了商人在上书言事，上达下情方面，与地方官吏、在野贤人、有志壮士、农夫的同等权利，不许他人剥夺。可见，洪武时期的商人在地位上与百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段誉嗯了声，道：“是没有区别，可也不能说没有限制？”
高航似来了气，道：“那好我再给你说说第二条，你也知道，洪武爷是布衣出身，与学问最是看中，登基初年就说过，公卿贵人子弟虽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命儒士能鼎、朱梦炎等修“公子书”，纂集古代忠奸事实。同时，他也认为，“其民商工农贾子弟亦多不知读书”，“宜以其所当务者直辞解说，作务农技艺商贾书”，用通俗浅近的语言讲解从事农工商贾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使这些孩子从小就懂得这些道理，为其将来做商人也能明白些做人道理，不仅如此，早在洪武爷尚征战犹醛之际，“公子书”及“务农技艺商贾书”修成了。洪武爷命立即刊刻发行。为奖励熊鼎、朱梦炎等儒士编书的功劳，特赐给他们白金五十两及衣帽靴等物品，这等壮举，自古未之有也！“
段誉尚未来得及说话，就听得高航气呼呼地道：“都说洪武爷对商人最严厉，可你们细细想一想，从言论到措施，与前代相比，已是大打折扣。如秦代，把商人与罪犯同列，看作一类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
汉代，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丨买土地，“敢犯令，没入田僮”。至隋唐，尚有“工商不得仕进”的规定。
唯独我朝准许读书，准许科举，甚至连可以上书，你听听这哪儿亏待了你们，哪儿又对不起你们了，若果真如前朝那般，这样的天，这帮挨千刀的还有本事坐在这儿喝茶吃肉，还能穿上这么鲜艳的衣服，朝廷还有人为他们说话，甚至还让他们的子嗣读书做官，想都别想，常言道，不谋一域，不足谋一国，洪武爷雄才伟略，其胸中韬略，岂是他们能明白的，只可惜如今人心不古，若不然就这帮挨千刀的，说出这等不要脸的话儿，早就进了我们锦衣卫的大狱，尝尝我们的手段……？“
杨峥有些惊讶的看了一眼高航，两人虽说一直以兄弟相称，但对他的了解上，却一直停留在他的身份上，只觉得他精通锦衣卫那一套，与朝廷诸多大事，并没什么独特的主见，时至今日才知人是会变的，应该说老眼光看人是不对的，就刚才的那一番话，他相信不要说他一个锦衣卫一介武夫，就是朝廷之上的读书人，未必能理解得这么通透，朱元璋是重农抑商不假，可那是大明初期国情所定，”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随着大明从元末的战乱中走出来，与商业上，朱元璋多有推动作用，如止和雇和买。和买、和雇名异实同，皆起源于宋、元，其弊至于官不给价而民仍输物。朱元璋明令禁止，洪武二年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对物两平收买。或客商到来中买货物，并仰随即给价，如或减驳价值及不即给价者，以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察，或赴上司陈告。”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价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遇有买办军需等项以凭照价收买。”就是官府购买所急用之物，必须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公平买卖，不能拖欠货款，亏损商民，种种表明，在商业上朱元璋重农抑商其实并不是一味的打击，因此单单用“抑商”两个字，事实上是并不对，至少不是全对，否则解释不了朱元璋在后期对商人利益诸多保护，支持，所以从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上看，朱元璋比起前代的“抑商”要轻得多了，充其量只能算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政策上及时调整罢了，否则如高航所言，是没什么机会在这儿坐而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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