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吴淞江不同于往日的小水利，他是苏州的主要河道，面积大，河道深、且多年没有疏通，因此困难大，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不少，就是小小治理一下，也需要不少银子，按照他的规划，少于一百万两银子，根本算不上治理！他做不了这个主，这事儿就一直搁浅了，如今杨峥来了，而吴淞江又刻不容缓的需要治理，他便重新将这事儿提上了日程，只不过这事儿如今不需要他做主罢了，便让人送到了杨峥这里。
杨峥一看治理所需要的银子一百万两，心头就有些嘀咕，这数字可不少，按说在苏州这样的繁荣之地，这点银子并不算什么，可苏州乱了这么多年，殷实的底子早被掏空了，要不然这场大雪，朝廷大可花高价买一笔粮食来解决这次危机，可偌大的苏州府衙，竟不足二十万两银子，这么点银子，不要说买粮食，就是来年各种应用都不够，哪还有银子疏通吴淞江呢，总不能让他亲自掏银子来疏通河道，不说他还没这么高的境界，就算有这个境界，他也没这么多银子，一百万光数数都不少。
看了一阵，自己也下不了这个决心，便对那衙役道：“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会留意的，等过了这次危机，咱们再从长计议？”
那衙役嗯了声，便去了。
杨峥看着这册子，轻轻叹了声，都说苏州富庶之地，可自洪武以来，赋税之高，已是全国最重，多年盘剥下来，苏州早已是一清二白了，一年下来，应付朝廷的赋税，所剩下的不过是二十万两而已，这几年更少，若不是况钟来治理苏州，如今的苏州怕是连这二十万两银子都留不下，堂堂苏州府，早已涌现了如“以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都是人烟繁庶，名闻全国，境内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还有人数众多的小贩、货郎走街串巷叫卖，市场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商品琳琅满目，国外的客商往来不绝，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算得上天下繁华，无出此地。可就是这样富庶之地，每年能存下来的银子，不过二十万两而已，就是苏州百姓不吃不喝，勒着裤腰带也要五年才能疏通一下吴淞江，可事实上让苏州百姓不吃不喝根本就不可能，况且苏州并非一个吴淞江，还要设置通关勘合簿，防止出纳弄奸作假。设置纲运簿，防止运送的入侵占偷盗。设置馆夫簿，防止不合理的需求。兴利除害，铲除豪强，培植良善，每一件事都需要银子，需要的银子还不少，如此算下来，十年能疏通一下吴淞江已是苏州的极限，如此漫长的岁月，需要苏州百姓去等待，而来不及疏通的河道，可以肆无忌惮的冲刷着苏州城的良田，一年又一年，等到苏州百姓已麻木的时候，河道才能勉强的疏通，这种让人难以接受的结果，让杨峥有些难以接受。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说起来得怪老朱家，苏州自古繁荣之地，商品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了继西汉、宋朝之后的第三个高峰。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一度受到破坏外，这一高峰基本上持续到了清朝，由于农民多种经营现象的推广，很多地方的农业染上了商业色彩，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而并非自己消费，同时粮食商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全国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也引起了明代农业各部门及其与手工业相关部门之间的连锁反应和相互依赖。许多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围内的狭小市场，而是被长途贩运到很远的地方销售，乃至行销全国。奢侈品在商品总量中仍占一定比例，造就了苏州在洪武后农业、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小镇店铺林立，早市、夜市“买卖昼夜不绝，许多富人携带重金，积极从事商贸活动，于苏州而言，农业慢慢被商业所取代，加上老朱家怒其为张士诚守，”而没收的大批富户的田产，叫“抄没官田”，不仅官田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赋额更高。令官田起科毎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毎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毎亩八升五合五勺，……抄没官田毎亩一斗二升”。洪武以后，官田总数量极大地超过民田。到宣德年间，民田生产的粮食只占十五分之一，官田是民田的十四倍。苏州一府六县的税额，就超过了浙江66县的税额。其实，无论是官田还是抄没官田，也还是租佃给农民耕种的。农民承担不了如此之高的赋税，纷纷逃离，以致大批土地抛荒，粮食减产，税赋无法足额征收，逋赋也就越来越严重，这样造成的后果，反而促进了苏州商业的繁荣，使得苏州依赖农业上越来越小，而对商业上越来越大，但老朱家对商业的认知不足，自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把商业税率定成三十税一，还特意规定官绅不必纳税，商业税如此之低，恒古未有，这让苏州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的田地，开始学着做生意，从永乐后期，苏州城内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经营各行各业，众多的小贩、货郎走街串巷叫卖，由于人口的增多，需求量变大，许多富商可算是日进斗金，豪门大户则是富得流油，可商业税就这么多，朝廷明明知道他们银子多，却因规矩，收不上大把的税收，这样的后果，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不满，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土地，而是将目光放入了日益繁荣的苏州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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