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等到南宋时，朝廷以王安石”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一场忙碌到头来落了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骂名，比起商鞅一死更悲惨。
第三次就是日后的张居正，虽说杨峥不知自己莫名其妙来这个时代后，还有没有张居正的改革，但依他前世的记忆上看，张居正的这次改革也没多好的下场，张居正以一己之力，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于万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然改革不免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再者，历史积弊太深、太顽，已是积重难返。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张居正成了改革的牺牲品，家产被抄没，家属或死于非命。此后，某些改革的成果虽然保留下来，而大部分已经废殆，就像一道光亮在明朝走向沉暮的历程中一现而逝，并不能遏止衰落的步履，三次变法看似没有相似的地方，但却又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改革者在触动了相当数量的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最终落得悲惨的下场，就拿下场最好的王安石来说，也被扣上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帽子，宋代熙宁四年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资政殿召对二府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宋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彦博是三朝元老，枢密使乃北宋最高军政长官，与宰相合称东西二府。在朝中可谓是德高望重，这样的人说出的话儿，自是最有分量。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律制度，不用更改，否则会失掉人心，这个人并非普通百姓而不是士大夫阶层或者说官僚地主阶层。宋神宗说，变法改革对士大夫确实有利益损失，不过对老百姓来说是回报很多的，文彦博说，皇帝是靠士大夫统治天下，不是靠老百姓统治天下。可以看得出，王安石的新法不是不好，而是触动了不该出动的利益，才落了这个骂名，可以说在改革这条路上，想要走得稳，走得好，甚至走的长远，有些不该动的利益，就是不能动，否则将会死得很惨，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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