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说了，魏国公这棵大树我们沈家靠定了？”沈老爷子板着脸道。
妇人长叹了声，似有些无奈，好一会儿才轻声道：“你看看韩国公吧，他的功勋不比魏国公差吧，咱大明建立的时候，皇上对其大肆封赏，让其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定官制、礼仪，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事无巨细，都由善长与儒臣谋议而行。其依赖不可谓不重，洪武三年，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封公者共六人，而善长位居第一。授封制词中将他比之萧何，褒称甚至。其功勋比起魏国公之高不低，天下第一的官儿，免死金牌，还是开国的功勋，可结果是怎样的呢，只因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推荐了一个不该推荐的人，皇帝以胡党获罪，谓其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皇帝亲下手诏条列其罪，传着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世人都说韩国公谋反才获得如此大罪，妾身是个妇道人家，本不知这些大人物的是是非非，可沈家靠上了魏国公，妾身不得不有所谨慎，那韩国公若是真造反，何必说那句话，再说了后来，虞部郎中王国用上奏：“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生入死打天下，勋臣位列第一，生前封公，死后封王，儿娶公主，亲戚拜官，他作为人臣，名份已经到了极点。即使他想自图不轨，尚且未曾可知，而今说他想帮助胡惟庸谋反，则是极为荒谬，大错特错了。人们疼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一定胜于兄弟之子，已经安享万全之富贵的人，一定不会去想侥幸获得万一之富贵，这是人之常情。李善长与胡惟庸，仍然只是儿女亲戚，而对于陛下则像对子女一样的亲近。假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也不过是位列勋臣第一而已，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娶公主、纳王妃而已，难道还会胜于今日吗？而且李善长难道不明白天下是不能侥幸取得的吗？元朝末年，欲取天下者无限，却都莫不为此粉身碎骨，覆宗绝祀，能保全自己脑袋的有几个人呢？李善长自己也亲眼所见，为什么还要在衰倦之年去重蹈覆辙呢？凡是去这么做的必然有深仇大恨促使着他，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父子之间可能会相互扶持以求逃脱灾祸。而现在李善长之子李祺与陛下有骨肉之亲，没有丝毫芥蒂，他何苦突然这么去做呢？这位郎中大人是个明白人，韩国公已位极人臣，造反也不过是做个韩国公而已，断然不会不顾儿孙、兄弟、亲朋好友去做谋反的大事，所谓的谋反，不过是皇帝想要杀了韩国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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