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钟嘴唇动了动，似想说什么，可又不知该说什么，一时显得犹豫不决。
杨峥看了一眼况钟，道：“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何要这么折腾？”
况钟摇了摇头道：“大人说笑了，大人做事，从没有瞎折腾的道理，这一点旁人不知，卑职可清楚的很？“
“那你……？“杨峥好奇的问。
况钟道：“农本商末”的观念是延续了千年，是传统的经济思想主调，由此形成“重农抑商”政治方针也是历朝历代基本治国之策。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始，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我大明“海禁”，莫不是以重农抑商为本，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卑职不说重农抑商就是很好，但千百年来都是这么做的，也没见人出来反对过，卑职担心大人冒然这么做，怕是……？“
杨峥哈哈一笑道：“若是人人都做的事情，你我做来又有何等意义，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便做世人没做过的事情，商业的兴盛我不敢说一定比农业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历朝历代莫不是重农抑商，唯独惟独宋朝例外，宋初，宋tai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后，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宋代可谓是这世间第一个重视商业的王朝，事实上商业也没有亏待这个王朝，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我大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尽管这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这些数字足以表明，在宋代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靠兴盛商业来获取国家想要的财富，而你看看我们的大明，疆土足足比宋代大了一半还不止，土地面积不用多说，人口城市的发展都比宋代强盛，可结果如何每年的赋税不足三百万两白银，这还是不断压榨百姓才有这个数字，碰上了天灾人祸的年月，户部竟拿不出救灾的银两，这一切说明什么，说明朝廷的税收未必只能靠农业，也可以向着商业发展？比起农业税收的单一，商业税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除了朝廷规定的茶税、盐税、马税之外，还可以收取水产、五谷、竹木、书、纸、漆无不有税，契本、煤炭、鱼苗、漆、酵、荡柳、蒲苇、牙例、如牛、羊皮等等都收取税收，说句不好听的，便是我等今日吃酒的这家酒也可以从中抽取税收，如此一来，朝廷税收来源扩大不说，户部也不用年年盯着那点农业税，每年秋收为了税收闹腾得厉害？刚才彭老爷子的话儿你们也都听到了，除了这些税收，咱们还有海上河道湖泊这些都可以收取税收，只需朝廷放开对商业的重重束缚，纵然税收高一些想来他们不会反对的？“
其余三人各种看了一眼，各自暗暗点了点头，算是认可的了这一番言语，况钟思索了片刻，道：“如大人所言，商业的发展的确能给大明带来不少好处，但大明毕竟不是赵宋，在疆土，土地上的狭小，迫使赵宋王朝不得不走上一条与农业相反的道路，以商业支持朝廷，无疑赵宋的这一条商业大道是成功了，税收上，还是商业的繁荣上，甚至是手工业的发展都是大明难以比拟的，但这些适合赵宋，未必适合我大明啊，大明的疆土，土地都比赵宋多出足足一倍多，只要做好耕者有其田，朝廷有其税，大明的户部未必会没银子的？”
杨峥毕竟是来自二十一世，多了将近六百年的见识，无论是从商业的认知上，还是对商业发展趋势都不是况钟能看到的，所以他能说出这一番言语，杨峥并不感到惊讶，甚至觉得这才是大明的官员，要不然我们的杨大人就该怀疑，怀疑对方是不是同自己一样来自两个时代了。
“的确可以这样说，我大明自洪武登基后，便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了70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大明能维持今日局面，洪武爷功不可没，可你们也看到了，经过将近七十年的开垦，大明的土地几乎已经开垦完毕，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云贵川陕一带莫不是到了无可开垦的地步，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不够耕种，即便是朝廷的赋税给的再低，百姓种的粮食除了上交税收，一样不够吃，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尚且如何，更为偏远之地自是不必说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明的农业已到了饱和的地步，必须做出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商业无疑是除去农业之外最佳的路径，这一点除去赵宋王朝取得巨大成功外，其实苏州城也取得了应有的成功，苏州赋税单靠农业税绝对难以满足朝廷的期望，所谓苏湖熟天下足，不过是苏州的用商业演化的一场美好愿望罢了，一旦局面不稳定，商业动荡，天灾人祸，便是人间天堂也难以为继！反观苏州的商业，在洪武之前，苏州的税收一直位于全国首位，就松江一带就有万家制瓷工匠和作坊，拥有制瓷的高超技术，有设备完善的官窑，也有生产大量民用瓷器的民窑。当时已遍布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的，“纸厂槽户不下三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千人”，纸张品种有“竹纸”、“火纸”、“糙纸”、“柬纸”、“吉纸”、“皮纸”、“棉纸”。印刷作坊，规模相当大，印刷的创新是铜、铅活字印刷，彩色套印和拱花等工艺。采煤业、炼钢冶铁、银矿开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朝廷征收其税，从中获取的好处早已超过了农业上数目，而且纵观前朝苏州城，无论是繁华程度，还是人口的规模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再看看我大明开国七十余载，结果如何，非但朝廷的税收收不上，百姓吃不饱，就连商业也难以为继，年年拖欠的税收累计超过了大明任何一个城池，土地的兼并严重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没落王朝，这说明什么，说明苏州的繁荣已不再片面的靠农业，更多的是靠商业来带动！“说到这儿，他看了一眼三人，继续说道：“单说一个苏州城还不足看出问题的严重，我再来看看被杜牧吹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城，这座城池昔日的辉煌不用多说了，唐代扬州，来自新罗、高丽、日本、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婆罗门、昆仑等国客商长期居住经商者达数千人。当时的扬州港“帆樯如林、商贾如织”，被誉为“东方四大商港”之一，元代两淮盐业的专卖和南北货贸易，盐税收入几乎与粮赋相等，商业扩大到旧城以外。手工业作坊生产的漆器、玉器、铜器、竹木器具和刺绣品、化妆品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秦商、晋商、徽商、歙商纷纷涌到扬州经营盐的运销。因运盐主要依靠水路码头，故城外沿运河一线，运商云集，修建了大批经营盐的店铺，如“黄家店”、“富家店”、“樊家店”、“穿店”等等，鳞次栉比，分布于北河下到南河下长达四里的狭长地带，光是盐商多达100余家，“四方之托业者辐辏焉”。罗隐《广陵妖乱志》曾说到。在扬州的商业领域，最活跃的要数盐商，次者是茶商，其三是珠宝商。大批的外国商人居住、活动在扬州，如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商人，在当时的扬州，开店经营着珍宝、贵重药材、象牙、犀角等。唐朝政府对外资的贸易经营，也给予了种种保护与照顾。其时扬州成为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据人统计，唐朝的时候，扬州的盐业资本，约为3000万两。元朝，据我朝相关人士的估计，则为七八千万两。而根据有关记载，宋朝户部库存银为7800余万两，扬州盐商手中的资本，几与之相埒。这个时候的扬州除了江浙、成都能与之比美之外，天下没人任何一座城市与之比较，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这话绝不是虚话，可从我大明建立，扬州便一日不如一日，江北一带除了通州以外或许可用男耕女不织来形容，并不十分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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