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斗了几十年，双方的经验算是越来越好，经过多次的吃亏上当，藩王们也明白了如今的局面不如洪武时，藩王耀武扬威无人敢例会，没了权势，他们说到底不过是一帮锦衣玉食的闲人罢了，在皇帝拉偏架的情况下，他们根本赢不了文官，况且文官人多力量大，任何的风吹草动难免入了他们的法眼，一番弹劾下来，吃亏的终究是自己，也许是爵位的失去，也许是仅剩的一点地位也没有了，从永乐后期藩王被贬成百姓的可不少，日益明白自己的处境后，藩王也变得聪明起来，对于他们来说，以自己皇家身份去侵占百姓的那点良田，非凡不实惠，名声还不好听，到头来还什么好处没得到，弄不好还被朝廷呵斥，比起这些良田危险，他们慢慢看中了一个更实惠，毫无风险的发家致富的道路，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按照祖宗定下的规矩，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孩子只要生下来，就有俸禄可拿，孩子越多俸禄就越多，这些俸禄比起侵占百姓的那点良田可划得来，再者，藩王的权势没有，地位可不底，免去税收的好处足以吸引百姓，每年的投献就是一大笔的横财。
在这种相对安全的情况下，从宣德二年，极少有人言藩王的罪行，就连一直对皇位虎视眈眈的赵王，这几年也没了动静，闷在王府发大财。
对于王爷费了自己，亏了朝廷的行为，自然没逃过朝廷有识之士的法眼，他们以朝廷的现状，列举逐年来增加的藩王人数，以及朝廷赋税供应的状况弹劾藩王此举的危害，其中以户部给事中在奏疏中说：“河南初封周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
其他给事中也不甘落后，这个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另一个则说，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声讨的声音一日高过一日，朝廷却以祖宗法度不可更改为由，对此事置之不理，这种处理自是引起了文官的不满，实则也是朝廷的无奈之举，经过大明开国六十年的发展，大明皇室宗亲的人数可不少，在没有合适的借口，合适的解决藩王法子之前，皇帝也怕这些藩王联合起来，他们虽剥夺了权势，可人数却不少，谁知道会不会再掀起一段靖难之役，所以明知祖宗法度不利于朝廷，皇帝是执意坚持。
这次宁王图谋苏州城事件，无疑是给了这事儿一个巨大的转机，无论是宁王的身份，还是徐国公、坐镇中官太监、苏浙按察使，哪一个身份足以引起皇帝的警觉，更何况宁王所作所为证据确凿，这样一来，这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因宁王的身份太高，当今皇祖一辈，才学太显著，威望还不低，种种迹象表明，这是打击藩王最好的借口。
对于这个借口，言官很好的把握了，锦上添花从来不是他们喜欢干的，但落魄时上前拽上一脚，却一直是他们的风格。
所以从锦衣卫那份奏折送到了紫禁城的那一天起，紫禁城就没消停过，言官一个个仿佛打了鸡血一般，人人文思泉涌，日日上奏折弹劾，把个偌大的紫禁城弄得热闹非凡。
对于言官打的算盘，各地藩王心知肚明，隐忍多年的他们，又岂能坐以待毙，纷纷上奏折辩解，同时少不了言及官员的作风，道德问题，双方你来我往毫不想让，竟把这件事的主谋者宁王以及及时处理这件事的杨大人给忘得一干二净。
两个月的争论，各种丑事层出不清，即便是再不记事的京城百姓，也知道秦王朱樉，“于军民之家搜取寡妇入宫，陆续作践身死，非人所为”，“将番人七八岁有女掳到一百五十名，又将七岁八岁九岁有男堰割一百五十五名。”
晋恭王朱，“一日无事，以军马围村落，无罪二百余家，其惨酷尤甚。常饲恶犬，以啮人为乐，犬不啮人，即杀其犬。小儿为犬所啮，死者甚众。”
齐王朱榑，“以武略自喜，然性凶暴，多行不法。”，“阴畜刺客，招异人术士为咒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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