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以后的中华大地已经成为世界大国，这时候的人们也能比较理性的反思十九世纪末的那个王朝的历史。此时的历史学界对于武昌革命有了较为统一的评价。革命党的后裔们视乔夫为中华共和国的国父，视武昌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自然赋予武昌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认为武昌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在1931年的原革命党纪念武昌起义大会上，发表的《上海民众武昌起义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武昌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武昌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武昌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武昌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后来的社会活动家在潘公展在《武昌革命与共和建国》一文中，进一步对武昌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武昌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但是武昌起义后的中华大地，各方势力正在努力寻求的还仅仅是和平统一的方式而已。在当选临时大总统的余韵未散尽之时，乔夫已经开始着手南北议和的要务。在临时租借的会议室里众人入座后，乔夫急于了解和谈情况。伍廷芳报告说：“现已同北洋代表唐绍仪达成了四次停战协议，南北双方亦业已承认立宪政体。明日唐氏将电曹锟代奏，请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君主民主政体之事。唐氏还转告了曹锟所托之言：若南方能举其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不过，曹氏又怕做曹操、王莽，落下千古骂名，故想让南方党人将他推上总统地位。”
乔夫说：“我已多次声明，如曹锟能尽快推翻满清二百六十余年之专制，则大总统一席尽可归他，况共和国之总统不过人民之公仆罢了。”
黄克敌这时插言说：“先生来沪之前，列强驻北京公使团曾到清廷外务部表示，中国若能和平停战，主持立宪，则全球所盼；若急于成立共和国，恐非时势所能，亦适启内地纷争之祸，实非中国之福。看来，列强于我不善。”
“尤其日本政府可恶，”汪昭明亦愤愤地说，“日本政府以为清廷必将请日本出兵助中国削平内乱，若东三省发生骚乱，则日、俄两国政府不等各国同意而立即出兵。但日本政府又同时与鄂、沪两地领袖交涉，想要起义民军在中国南部建立一共和国置于日本保护之下，并给若干路矿权利。同时，日本又暗助满清王公反对袁世凯，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甚至警告袁氏，说决不承认中国改建共和国体。袁氏在召见伊集院彦吉、征询日本政府对收拾时局的意见时，伊氏始终主张：中国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
乔夫沉思着说：“荷马里前日还警示过我，说我们的共和国与美国一样，只有靠利剑才能保有她的美洁和自由。中国的敌人，是历史形成的调和主义、政治腐败以及日本三者。若不能打击这三个共同敌人，我于这个国家就无能为力了。看来荷马里的话颇得要领，日本政府果然是阻止我们实行共和的敌人！”汪昭明本来还想劝谏乔夫不要急于就任民国临时总统，以免曹锟心冷，但乔夫接下去斩钉截铁地说：“共和政体乃世界潮流，谁能阻挡！”汪昭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次日，在上海的同盟会本部负责人在哈同花园宴请乔夫，商讨乔夫赴任临时大总统一事。一清早，乔夫、黄克敌、陈其美、胡传儒、马君武、居正、张继等人就来到园中。
商讨开始后，黄克敌即对众人说：“乔先生返国，南方军民有了归属。不过国内势力最强大者却是宣布独立的六省谘议局。也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吴宸轩，他除了对清室退位和紫禁城等处的国宝监护之外，对于国体一事不置一词，如同一柄达摩克斯剑悬在哪里，谁当总统都不会好受，何况是临时总统。”
黄克敌言毕，胡传儒即问道：“克敌兄之意，临时总统就是过渡总统啰？曹锟果能赞成共和，不负众望么？那吴宸轩想来也不至于要公然挑起内战，抢夺总统大位吧？”
黄克敌说：“眼下，与北方代表唐绍仪和谈进展甚慢，曹锟能否立刻使宣统逊位，实行共和政体，尚难预料。不过，促清室退位，曹氏内心早有此意。江南新军参谋长顾忠琛日前与北洋军第三镇代表廖宇春已签订密议，约定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我亦表示，如曹氏能推翻清室，当大总统不成问题。”
说罢，他拿出顾、廖二人所订的协议请乔夫阅看。乔夫阅毕，持重地说：“与曹氏议和意在实行共和，南京建立共和政府，可使一半国人生活在共和政体之下。若我就任临时总统，将尽力促成共和，并视时局变化而逊位，决不失信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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