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当然山东六省也接受了这次疫情的经验，在原来预备役的基础上加上了全民三防训练的内容，民政方面也开始对城镇居民进行划片管理和应急预案的演练，后来这也在历次战争中发挥了很显著的作用，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大会上，有人总结：“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之前那个月，死亡人口总数为3413人，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的时候，几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记录为零。”
很快在伍连德和防化兵的建议下，向俄国人的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反正俄国人也不敢用这些车厢了，大方点借给中国人还能换个国际上的赞誉，这一点上老毛子不比犹太人差多少。新年后，粮台一带(今道外八区体育场)铁路线上停靠了60节“瓦罐车”，用做临时隔离营，收容鼠疫患者家属和接触者，以及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如果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
这次防疫借了120节火车车厢，用做隔离营。在后来的国际鼠疫大会上，伍连德的报告中还将此作为最重要的经验：“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隔离方式，在铁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来。”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对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切断人与人之间传染的链条，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规模自然就会被控制住。”马学博研究员介绍。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开始采取隔离措施。100年前西班牙曾经用过铁路车厢做临时病房，但是“用120节车厢这么大规模，防疫历史上从没有过”。
当时的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场。这里聚集了大批从山东和直隶两省进入东北的劳工。除了普通劳动力外，数以千计的小商贩也随季节变化，向北移动。虽然对这部分流动人口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据，但10万人并不是一个被高估的数字。当时正值年关，按照中国人传统观念，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回乡过年，这些庞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为数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瘟疫势必会传播到关内。
鼠疫爆发之初，人口流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每天约有1000多名劳工乘火车从北部疫区而来，再转乘中国人管理的铁路继续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灾区。当时也有人强烈要求关闭长春到奉天的铁路交通，但未被采纳。
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共和二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票，头等车采取检疫办法。东北境内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山海关是从东北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1月13日北洋北京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这些措施是如此严厉、如此彻底，以至于熊秉三和汤化龙两人从东北安排救灾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1月15日，陆军部更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命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当时天津卫生局专门制定了查验火车的章程，甚至要求连外国人的物品也必须检查，不过洋大人们自认为对鼠疫也没有抵抗力，这大概是清末共和初年为数不多的洋大人服从中国*政府管理的案例。
鼠疫发生之初，政府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们；在街上发现的尸体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在棺木运到坟场。到了后期，当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时，尸体也便被直接放在坟场。随着天气渐冷，土地被冻得坚硬，不要说深挖洞，就是想挖一个浅坑，都非常困难。所以这些尸体也都被随意弃之于坟场地面上，已经至少6周有余。伍连德注意到，这些尸体各种姿势都有，有的甚至还保持着坐姿，这大概是因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来，而他们在极度寒冷的天气里做了最后取暖的努力。当时的防化营的张天德营长忧心这个坟场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张天德凭借直觉，感觉鼠病菌在地面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时间去做实验证明这一点。后来俄罗斯专家果然证明了这一点——在哈尔滨严冬的极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个月。”后世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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