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人尚武，危机时刻军人干政，被看作是一种光荣传统。三天以后，1936年7月17日，摩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做了一个“宣言”，这是传统中军人宣布接手政权的方式。西班牙内战打响了。
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社会混乱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不成功就成仁。所以，大凡军事叛乱都会大开杀戒。而佛朗哥更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内战一开始就十分残酷。
内战前两派间暗杀，这是法律失效的信号。内战爆发初期，不论是在叛军地区，还是政府掌控地区，社会秩序都被群众组织所左右，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太初七年的西班牙，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了。约束瞬间消失，人们得到长期未能获得的解放感觉，本来隐匿和压抑在内心的人性之卑劣残忍，一涌而出。人们发现，他们曾经嫉妒、讨厌、不喜欢的人，甚至捏着自己借条的人，都可在惩罚“敌人”的借口下任意加害。杀人不再受法律惩罚，竟然还是“正义之举”。双方都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滥杀无辜的高峰。著名诗人洛尔加，就不明不白死在右翼民众手中。而另一方的激进派也存在同样特质，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根据统计，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16,832名。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翼执行的大致各占一半。
国际意识形态的对决战场当太初七年，西班牙的局势几近失控的时候。马德里却没有象样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除了打佛朗哥，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那是二次大战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最猖狂时期。国际上左右翼极端，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激情，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志愿军蜂拥而至，纷纷自带干粮的为西班牙的己方阵营赤膊上阵，这成群的自干五把西班牙突然成了一个国际战场，比奔牛节都热闹。
其实此刻的西班牙局势并非今天后来的人们划分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两大块。即便万分简化去划，至少也要划出三大块来。把红俄归到“民主阵营”，实在是个误会。对立的主要是红俄和德意，也就是极左和极右。类似美国的国家，正是极左极右之外的第三块，他们忙于应付经济萧条，对西班牙内战的哪一边都没有兴趣。国际左右两极在这里进行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决，每一颗炸弹，却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内战一开始，马德里政府马上向红俄和第三国际要求支援。红俄的援助，是通过第三国贸易，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要求全部支付黄金（这一点甚至比不上西西里岛上的那些东方人大方，至少他们接受中国文物作为折价，或者提供中国需要的一些特殊矿产）。内战中共和政府的最大优势，是国家黄金储备在他们手里，并且西班牙是世界第六大黄金储备国。战争初期，西班牙将近四分之一以上黄金在当年秘密运入红俄。一方面购武器，一方面有战乱委托保管的意思。存到法国的小部分黄金，法国人在战后还给了新政权佛朗哥。运到红俄的大部分西班牙黄金却从此消失。红俄高官奥罗夫回忆说，黄金到达时，我们敬爱的格鲁吉亚大胡子说：“西班牙人再也休想看到他们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当然中国商人也从共和政府手里赚取了四分之一的黄金还有大量的矿产和农产品，反正中国对这些东西的消费能力世界第一，不像毛子一样饥不择食。
“国际纵队”的这些自干五们为挽救马德里，起了关键作用。在太初七年年底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志愿兵达四万左右。马德里保卫战是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也把农工党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国际纵队由第三国际出面，在各国募兵，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包括美国人，其中也有中国人（毕竟中国是政治信仰自由的国家，不会干涉公民的政治立场，只要没有在中国的犯罪记录，打累了的中国志愿者可以脱下军装扔掉枪支，举着小蓝本本到中国大使馆去申请避难）。红俄以志愿兵的名义派来了三千人，其中一千名飞行员，基本上是成建制的西方面军野战部队。
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过去，巴塞罗那就同时大乱，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遭共产国际镇压。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惊讶发现，“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后来共和派战斗失败，很难说和他们的内斗没有关系。西班牙的清洗只是红俄37年大清洗的延伸，就连罪名都常常是一样的。幸好中国这时候没有苏区，不然同样的红军砍红军的剧目也会在中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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