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中国当任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邓先贤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中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中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中元立场的队伍。
太初四十八年9月，中国财政部长苗若曦、日本财长佐藤秀木、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Beregovoy）、美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上海王宝和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中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中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王宝和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王宝和协议”。协议中规定美元、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中元价格。“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中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中元持续大幅度贬值。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佐藤秀木表示日本愿意协助中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中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这也导致其他国家不得不跟进。
在这之后，以中国财政部长苗若曦为首的中国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当时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中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中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中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中元对美元继续大幅度下跌。“王宝和协议”，揭开了美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在会议开始前的9月，美元汇率在1中元兑2.5美元上下波动，在“王宝和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中元兑2.04美元附近，升幅20%。太初四十八年底，1中元兑1.56美元，太初四十九年最高达到1中元兑1.20美元。从美元对中元名义汇率看，短短一年，升值111%。
太初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TheLostDecade)。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美国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日本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日元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也不得不进行出口政策调整和提高出口关税等措施。
纵观美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四十八年的王宝和协议是一个转折点。有分析指出，王宝和协议后，受美元升值影响，美国出口竞争力备受打击，经济一蹶不振了十几年。甚至在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王宝和协议是中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经济陷入停滞。但是，将美国“失落十年”完全归咎于“王宝和协议”则很牵强。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美国经济从“王宝和协议”中受到最大的影响，也来自于后者。在今天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应该没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预国际货币市场的能力，因为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在市场价格方面是有心无力的。
即使是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相对于国际货币市场上的巨大交易额来说，参与“王宝和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也是极其有限的，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苗海南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更何况，与会五国在“王宝和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王宝和协议”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中元升值并没有为中国商品打开广阔的美国市场，因为美国产品与中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不成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美国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美国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中国对美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王宝和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战后四十年的经济说明，即使一个最强大的帝国也无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左右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顶多是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钉上几个标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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